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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1917—1927）（上下册）（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江勇振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江勇振
胡适思想的基调，是维多利亚后期的思维。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话，那未来的中国就要回到19、20世纪之交。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属于严肃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研究胡适，若要不堕入“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若要不闭门造车，就必须学习胡适所说的，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态度”。讽刺的是，要研究胡适，还得先学一点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的防身本领。
这个“防身的本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我们要知道胡适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甚讲究引注的时代，而胡适一辈子又有引而不注的坏习惯。最讽刺的是，胡适一辈子教诲年轻人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完稿日期，以省后人考据的工夫。可是，比起别人不注明完稿日期这个小疵来说，胡适援引别人的书、文章和观点而不加注脚，那才是累翻后人的大愆呢！因此，要了解胡适思想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好好地去读胡适读过的书，方才可以知道他许多思想的来源。而且，也方才能知道胡适是傥来使用呢，还是后现代主义意义下的挪用，抑或是传统意义下的误用，甚至滥用。
诚然，读尽胡适读过的书是不可能的。因为胡适读过的书，中文的当然是难以尽数，英文的恐怕也至少成千。试想，光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选课所读过的书就有多少？而这还不包括他课外所读的书呢！
然而，在“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仍然充斥于胡适研究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战略性地选择阅读影响胡适最深的一些作者的书，来做重点突破的工作。比如，胡适说“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然而，杜威到底怎样教胡适思想，赫胥黎又怎样教胡适怀疑？胡适从来就没有清楚地交代过。他在世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人要求胡适解释杜威如何教他思想、赫胥黎如何教他怀疑；当他过世以后，也从来没有人对这句话发出质疑。“胡适说过就算主义”，莫此为甚！
有多少人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回答，说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说法，是经过他们研究分析以后所得到的结论，还是胡云亦云、人云亦云、想当然尔的结果？胡适有关实验主义的文字，或者可以拿来作为实验主义运用的文字，比比皆是。胡适到底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究竟是什么意义下的实验主义者，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现成的文字来分析来研究，不需要等新资料的出现。为什么胡适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典范出现？“胡适说过就算主义”使然也！
没有人怀疑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主义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套用胡适最喜欢说的话来形容，自由主义是一个笼统空泛的名词。称胡适为自由主义者，就仿佛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什么诠释的意义。更有甚者，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贴上了这个标签，会让人误以为那就是答案。其致命的结果是：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因为看起来像是一个结论，就被不假思索地引为定论了。
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会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被赋予新的意义。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胡适所处时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21世纪的自由主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自由主义的使命也必然要与时俱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问：胡适是在什么意义下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更必须要问：以杜威弟子自居的胡适，究竟是如何诠释、挪用或误用杜威的自由主义的？
同样的，胡适那篇脍炙人口的《易卜生主义》已经是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所写的文章了。《易卜生主义》不但使“娜拉”、“斯铎曼医生”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阶层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影响到近代中国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了解与接受。可是，有谁好好地去读过易卜生的剧作，看看胡适最爱征引的《娜拉》、《国民公敌》、《群鬼》、《雁》、《社会的栋梁》以及《我们死人再生时》到底写的是什么？胡适究竟是选了易卜生戏剧的什么部分来诠释易卜生呢？为什么胡适会做那样的选择呢？胡适把易卜生引进中国，诚然有功，然而，他的诠释是否把易卜生的戏剧艺术贫瘠化了，从而局限了中国人对易卜生戏剧艺术的理解呢？
我们该如何研究一个在长相上是中国人，但在思维方式上是西方人，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像是美国人的胡适呢？如果我们对杜威、赫胥黎、易卜生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甚至不能够跟他平起平坐，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深爱的美国的历史、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了解，不能超过胡适，不能跟他相侔，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如果我们对胡适读过的重要著作，没有尝试着去阅读，或至少是涉猎，那我们就没有资格研究胡适。
我在《舍我其谁》里批判历来研究胡适的错误，不是在跟研究胡适的学者比学问的高下。学术的进步，端赖于学者之间的脑力激荡。学者脑力激荡的场所无他，就在学术著作里。现代学术研究的规范为什么有引注的规定呢？这个最低的要求，自然是规定学者必须有引必注。更重要的——这也是学术研究赖以进步的引擎——就是要求学者必须参考历来研究的成果。做研究如果不征不引、不去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不与其他研究者进行问难，那就只是闭门造车，仿佛自己是开天辟地第一个研究的人。这种学风不但不负责任，而且有碍于知识的积累、创新与突破。研究者必须参引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什么赞同？为什么质疑？有什么更好、更合理的诠释？只有在这种脑力激荡之下，学术研究才可能日新月异，精益求精。
胡适是一个天才。然而，说他是天才，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并不意味着褒或捧。同样的，即使我在本传里对胡适批判的地方所在多有，那也不意味着贬或抑。研究胡适的目的不在于褒贬胡适，更不在于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任何研究都必然会反映其时代的价值、思想和氛围。不只是意识形态，连用字遣词都是时代的产物。相对的，把胡适拿来作为针砭或借鉴之用，就不是在研究胡适，而只是借胡适来抒发个人的政治理念。这种“研究”，不管是影射史学也好，指桑骂槐史学也好，胡适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崇拜胡适的人形容胡适为中国现代化的先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把他作为未来中国的指标——所谓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说法——则是把历史与未来混淆了。毫无疑问，不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人，不愚即妄。然而，所有想象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人，都必须先牢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所说的话：“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所有的学说“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生吞活剥、盲目抓药，是一大忌。换句话说，胡适本人及其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活在20世纪前半叶的胡适，如何可以作为21世纪的领航人呢？这根本就与胡适——其实是杜威——处处对人循循善诱的道理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胡适思想的基调，用我在本部《日正当中》的分析来说，是维多利亚后期的思维。如果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话，那未来的中国就要回到19、20世纪之交。这是科幻小说里的时光隧道思古的幽情，不属于严肃思考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范畴。
胡适不求涅槃，也不盼望天堂。他从杜威那儿所学到的，就是从具体的情境去求取那一点一滴的进步。虽然实验主义是展望未来、以未来作取向的，但那未知的“未来”从来就不是胡适措意的所在。胡适的人生哲学是好好地、努力地活在当下。胡适说：“不作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他拼命做工，一日是三日，因为他要向世人证明：“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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