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炎培在他的客厅、卧室兼书房。他左手边的沙发就是他的睡床。
香港漫画家尊子画的蔡炎培。
蔡炎培曾在《明报》工作28年，金庸给他颁发“最佳员工服务奖”，书房有一张当时的留影。
蔡炎培藏书以诗集、散文为主。
蔡炎培
诗人，1935年生于广州，后定居香港。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1966-1994年任职《明报》副刊编辑。著有诗集《小诗三卷》、《变种的红豆》、《蓝田日暖》、《中国时间》等。
蔡炎培今年78岁了。1990年他申请了香港“政府福利”，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在观塘的蓝田公屋区买了房子。在寸土寸金、高楼入云的香港，诗人的这个小小住所，像无数巨型集装箱中的一个火柴盒子。
走进蔡炎培独居的寓所，就来到不足十平米的“多功能厅”———客厅、书房、饭厅、睡房四合一。这里书、照片、餐具、衣物凌乱堆放，满足蔡炎培日常起居所需。地方狭小，蔡炎培有定时清书的习惯，书桌上堆放着吴兴华、白先勇、叶维廉、痖弦、潘国灵等作家的书，都是他所喜爱的。蔡炎培在香港人称“蔡爷”或“蔡诗人”，文坛地位颇高，从金庸、西西、亦舒、林燕妮等老一辈作家到廖伟棠、潘国灵等后辈作家，都和他有交往。房子有两个客房，堆满金庸的书与他自己的诗集。
“这叫凌乱中的秩序吧。你看天上的星星，看起来也很乱，但每一颗都有它的轨迹运行。”蔡炎培用诗人的语言打趣自己。
“吴兴华的诗歌救了我的命”
蔡炎培家中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他与前妻朱玺辉(玺玺)的结婚照。玺玺瓜子脸，眼睛很美。她也是一名作家，六十年代末出道时写过短篇小说。有一天蔡炎培读到她的《废船》，最后一句是：“只有一滴水，也能流到中国。”蔡炎培后来在文章说，这句“真是要了我命”，他马上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白，成就一段姻缘。二人现已离婚，但住得很近，来往频密。南都记者访问中途，玺玺来电约蔡炎培吃晚饭，他谎称自己在休息，绝不提采访一事，原因是“她是个很爱干净的人，被她知道记者在这里采访，肯定笑话我了”。
采访话题从蔡炎培年少时谈起。少年时蔡炎培家境不错，他是家中独子，母亲开袜厂，他在20岁之前衣食无忧。但母亲不识字，从小他有很多困惑，母亲无法解答，他只能从文学中寻找答案。那时，香港石板街有很多旧书摊，书多又便宜，是蔡炎培常去淘书的地方。他买了不少外国书籍，比如拜伦、果戈里等人的诗集。但“就像打游击战，不成系统”。
不系统地读书，让蔡炎培像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不懂诗歌的内涵。甚至他在课堂上读到徐志摩的诗歌就发笑，还私下给徐志摩起了个外号“随处摸”。真正读书是高二那年，他读到从同学处借来的何其芳的《古城》，感受到语言的优美。里面有一句“长城像一大队奔马正当举颈怒号时变成石头了”，蔡炎培觉得“比卡夫卡更卡夫卡，比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更魔幻”，对中国新诗发生兴趣，越走越远。
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不同诗歌流派的作品，譬如“九月诗派”。“我最喜欢里面的诗人穆旦，他有句诗‘我穿着你们燃烧的衣服，向着地面降临’。”接着，他接触到萧红的作品。蔡炎培形容她是位“很了不起的作家”，“她的《呼兰河传》的文字接近诗”。蔡炎培有个笔名叫杜红，就是纪念萧红。当他读到徐纡的诗歌时，“他的作品让我回到个人主义自由之路”。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吴兴华的诗，尤其是《秋日的女王》、《记忆》、《绝句》和《十四行》。
上世纪50年代，一次失恋，加上家道中落，蔡炎培把家中所藏的书散掉———这个有着罗曼蒂克心境的诗人“感到人生将要完蛋”。有一天，他读到吴兴华《论里尔克的诗》，提及了希腊神话中一位音乐家俄耳甫斯到冥府寻妻的事，还解释了里尔克写此诗的处理手法，这让蔡炎培开了窍：“吴兴华的现代汉诗试体，如《秋日的女皇》，用的是西方传统的歌谣体；《尼庵》用的是史宾莎体；《弹琵琶的妇人》巧妙地使用白乐天的《琵琶行》，借一点T .S.艾略特的颜色，作出变奏。”蔡炎培从中得到深刻体悟，他不无夸张地说：“吴兴华的诗救回了我的命。”
50年代，香港的《人人文学》、台湾的《文学杂志》相继发表多首吴兴华的诗作，那时吴兴华身在内地，因政治运动影响，已不能在内地发表诗作，那些作品是吴兴华的燕京大学同学、诗人宋淇替他发表的。从初次读到吴兴华诗作至今的五十年多年来，蔡炎培在文章中多次尊称吴兴华为“文星师”，对他评价很高：“中国新诗百年，(成就)主要就在吴兴华的身上”。“我一接触吴兴华就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他英年早逝。我在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的病好了，诗也进步了，一路稳步前进。”
读诗、写诗并进
蔡炎培读诗、写诗几乎是并进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蔡炎培赴台湾中兴大学农学院求学。当时正是台湾现代诗的活跃时期，诗社风头正劲，比如以洛夫、痖弦、张默、叶维廉等诗人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还有以余光中、周梦蝶等人为首的“蓝星诗社”等。蔡炎培开始拼命写诗，寄了一首去《创世纪》，马上被刊用了，当时鲜有香港诗人在台湾发表诗作。
蔡炎培的学校位于台中，每逢路过台北，他就会和那里的诗人会面，叶维廉介绍他认识痖弦和洛夫。一次在淡水河畔的聚会中，蔡炎培拿出新作、长诗《离骚》给痖弦和洛夫看，“他们问我：‘在那急流河畔，满月在扶光之中’何为之‘扶光’？我说：“现在满月，它的光像水一样，满到快泻，但是因为有张力而不泻，所以像浮光(扶光)一样。”他们听完，很赞同。蔡炎培清楚记得，那晚，痖弦送他上车，对他说了句：“炎培，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这句话让他很感动，诗运也从此开始，创作不辍。
诗人往往对文字很挑剔，蔡炎培也不例外。对于徐志摩，他毫不留情地评价道，“严格来说，他一生只有一首半诗，《再见康桥》一首，《偶然》半首，半首又比一首好。”他赞赏潘国灵以及波兰女作家辛波丝卡的作品。他家中有一本辛波丝卡的诗集，是在油麻地的kubrick书店买的。“她和我很多东西是不相连的，但有好些诗歌里面又能看出一些细致的东西，这点与我风格相似。”
如今的蔡炎培不再像早年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他觉得一个诗人不能读太多书，读多了，写作时难免会依样画葫芦。“我相信爱因斯坦的话：人在一定岁数后，阅读过多反而影响创造性。读得太多，分分钟会影响你，你一学别人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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