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振
学者，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张君劢传》、《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舍我其谁：胡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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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 日正当中，1917—1927）（上下册）（纠正周策纵、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罗志田等名家旧说）》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江勇振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读书人的最大问题，很多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其实没有相当坚定、坚持的政治主见。”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见得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对社会有责任感，对政治、国家、人类的前途有兴趣、有关怀。”
学者江勇振曾扬言要倾其一生，全面书写胡适的一生。《舍我其谁：胡适》系列以挑战之姿，改写余英时、唐德刚、周质平、罗志田等海内外胡适研究名家的“旧说”。有人说他是胡适的隔代知己，也有人骂他写得莫名其妙……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第一公知”
问：《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中，您将胡适定义为20世纪中国第一公共知识分子。您怎样看待胡适的“公知”身份？
江勇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见得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对社会有关心，有社会责任感，对政治、国家、人类的前途有兴趣有关怀心，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认为就“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胡适确实有资格被称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公知”，因为他在1917年回国后，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是第一个能够塑造舆论的人。他在学术界、政治界、思想界，都达到了 “公知”的地位，我想不出1920年代到1930年代，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找到第二个取代胡适地位的人。
问：1930年代鲁迅也在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有非常大影响力，您认为他们二人有什么异同？
江勇振：我必须先说明，我对鲁迅的研究太少，因此没资格来比较胡适跟鲁迅，但我认为他们两人有几个关键性的异同。首先，胡适具有的文化资本是很多人没有的。另外，虽然鲁迅在文艺方面的创作超过了胡适，但胡适是多面的，文艺创作、学术、思想、政治，他几乎是无所不能。以全面性来说，胡适又超过鲁迅。
问：您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那批公共知识分子，当下中国有什么借鉴或者值得传承的？
江勇振：基本上我对知识分子或者所谓的公知持批判的看法。我们一般有很多的成见或者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是超越阶级的，其实没有人可以超越自己的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他的阶级偏见以及包袱，在某个程度上，知识分子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
大家知道第三共产国际的鲍罗廷，他说过一句残忍但一针见血的话：任何一个中国的军阀，都能非常容易找到一批归国留学生做马前卒。那么容易就被土匪军阀收买，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听起来好听，都有各自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
“学而优则仕”
是中国读书人的最大问题
问：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中，您写了胡适曾一度迷恋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激进的胡适让人很诧异。
江勇振：所谓“温和的胡适”，是他自己写文章时造成的公共印象，其实他也有 “冲”的一面。
问：很多人评价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代表，表现出来的是崇尚自由、精神独立，但胡适这样的公知，很多后来都和当局走得很近。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关系？
江勇振：我想中国近现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问题，太多读书人要当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其实没有相当坚定、坚持的政治主见。“学而优则仕”严重到什么地步？留美学生居然会说慈禧太后多么伟大！后来国民党当权，又跟国民党了……我相信我第三部写完以后也会修正大家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想法。
问：您不赞同把胡适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江勇振：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主义”是个很宽泛模糊的名词，我们今天如果开玩笑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跟说“胡适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没有特殊意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去分析，所谓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的我一定要说好，
不赞成的我更要提出来”
问：您的胡适研究有个很有气魄的地方——纠正历来胡适研究的名家旧说，诸如余英时、唐德刚、周质平、罗志田等海内外胡适研究名家，几乎无一“幸免”。而且，您在书中多指出他们研究的谬误之处，对贡献之处提及较少，为什么？
江勇振：我在第一部、第二部中，对他们谁说得好的地方，都提出来了。当然，一般读者都是如此，赞扬的部分不会特别去注意，但是批评的地方就一定会注意到。
至于为什么有些读者感觉我好像在挑战目前研究成果？因为胡适本来就是个争议性的人物，在目前的中国对胡适正反两面的看法都有相当浓厚的两极性。喜欢胡适的人读不下我批评胡适的地方，他们觉得胡适一生当中所追求的政治、文化、学术理想是崇高的；但那些根本不喜欢胡适的人，他们认为我在第一部里把胡适捧得太高了，说他是天才，很让人受不了。既然是争议性的人物，情绪性的反映当然也是明显的。我的写作过程属于西方的学术研究规范，好的我一定要说好，但是我反对的、不赞成的我更要提出来。
问：第一部以胡适的人生轴线往前写，从出生、求学到出国；第二部以论文性的形式，每一章都是具体讨论一个问题。第一部的写作方式更亲近大众读者，可读性也更强一些，第二部更专业更学术一些。您在第三部写胡适更复杂的后半生时，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写作方式？
江勇振：第一部跟第二部的写作策略不一样，很容易理解。从材料上来说，留美归来之前的胡适，他的人生经历还有材料比较单一，以时间来区别是很容易做的。
但1917—1927年就不容易了。比如我写1917年，按照时间写下去的话，每一章里就要跳来跳去。比如我会写1917年他回到北大，如果写1917—1918年的发展又要兼顾去谈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接下来又要谈到他办《努力周报》，写作在叙述上就已经产生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按照编年的方式来写胡适，又不失叙述上的一贯性，那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按照那种写法，同一章里面我们必须同时处理四五六个问题，不但我写作上会分裂，读者在阅读上也会不清楚。
第三部还没开始写，但是我推测接近第二部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因为第三部从1927或者1928年开始的话，同样胡适是一个多面性的人，既有学术上的成就又有政治上的意识以及作为，包括他后来又当了北大文学院院长，他是多管齐下的。
问：目前第三部的写作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江勇振：我写胡适是写到哪儿看到哪儿，因为胡适一生留下的东西那么多，光是日记就两百万字。
第三部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从胡适1927年回国，以及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新月的那一段，再到出任驻美大使留在纽约，1946年回到北大当北大校长，1948年底离开又到美国去，最后到了台湾等。非常多面的一个发展，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问题。胡适有许多资料是英文的，一定要中英文都掌握才可能了解胡适，不然就会被胡适牵着鼻子走。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胡适很困难，今天我写的胡适会有很多人觉得不能接受，就是因为我笔下的胡适跟他们所了解的胡适相差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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