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由爱国留学生发起、依靠民间集资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光荣与梦想》围绕中国公学校史上几个重要掌校人创办、发展这所学校的历程，讲述了它成立、升格为现代大学，乃至烟消云散的历史变迁。
1914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下《非留学篇》一文，重新检讨晚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要增设大学，以造新文明为目的。
大学，是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的渴盼。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老师亚丹先生曾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不无悲愤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其实，当时国人已纷纷在为筹设各种性质的大学而努力。中国公学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早期创办人之一姚宏业的说法，中国公学瞄准的是“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所要努力超越的目标是美国的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日”。
只不过，当梦想照进现实，依然充满无奈和辛酸。由于缺乏足够持续的财力支持，中国公学自诞生起便捉襟见肘，经常没米下锅。姚宏业甚至为此蹈江自尽，希望激发国人的关注，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如此状况下，创设大学，自然只能是一种奢望。
此后数年，中国公学一直在时局动荡、经费匮乏、风潮迭起等各种乱象中艰难跋涉。1913年冬，早期三干事之一王敬芳因不忍见中国公学无端凋零，遂牵头复校，并邀集好友胡汝麟（字石青）成立福中公司，每年拿出两万元，作为中国公学的常款补助，使其得以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仍只能先行恢复商科专门及中学，离大学还有一段距离。
直到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中国公学由中学“升格”为大学。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振兴的一个重大转折。根据梁启超等人的设想，要把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且要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
这一时期，中国公学聘请了不少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知名学者，如俞颂华、李石岑、杨端六、郭梦良、马寅初、刘秉麟等人，皆是各领域名重一时的不二人选，使得中国公学逐渐在大学阵营里站稳脚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中国公学真正进入“黄金时代”，始于1928年4月胡适出任校长。在副校长杨亮功的全力辅佐下，胡适带领中国公学同人励精图治，自我革新，并继续倡导民主政治氛围的营造，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300余人，为历年所未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胡适执掌时期，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等一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年轻人，在吴淞江边的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天堂”。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公学自诞生以来，风潮便从未断绝，唯独在胡适执掌期间“学生增至三倍，不曾罢一天的课”。
胡适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是还原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坚持学术和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据学生罗尔纲回忆，胡适时期的中国公学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后来发生“人权论战”，其实不过是这种大学精神的具象呈现。在与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胡适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平和与独立，宁可牺牲一己的私利，不愿放弃内心的坚守与信念。
正因为此，在中国公学遭日军炮火焚毁之后，尽管胡适一直不太赞成校友们的复校努力，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人在何时，总是不忘强调一点：“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斯人已远，余音绕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辉光。
中国公学的命运，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这里，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而弥新，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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