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我们缺少的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

作者：赵大伟谭庆驹 2014年01月29日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吴承学

吴承学(左一)大学期间与同学的合影，左二为陈平原。

黄海章先生指导吴承学(右一)和同学读书。

吴承学

广东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1994年在中山大学晋升教授，2006年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体学、中国文学批评、明清诗文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等。

从吴承学的办公室里，可以远眺到“小蛮腰”。走进他的办公室，屋内整洁明亮，办公桌电脑旁放着一个握力器，书柜后面有一个用来写毛笔字的案台，吴承学深谙传统典籍，喜欢中国书画。案台旁还放着一个健身的仰卧板，沉浸书斋的他显然也没有忽视锻炼身体。

吴承学很少与媒体打交道，这也并非是他刻意而为之，着实是因为他研究的古代文体学是一个精深的领域。从1990年回中大任教，吴承学在这一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甘苦自知。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一位在中大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十几年的管理员，最常见的读者就是吴承学，而且他最喜欢坐陈寅恪纪念室旁边的书桌，那里，也是吴承学经常和学生见面的地方。

如今，吴承学不无自豪地说，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已是学术界认同的学术重镇。“只要你在百度上输入‘中国文体学’，肯定会出现‘中山大学’”！吴承学说。他搬出十几本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内中作者包括林岗等多位学者，主编就是吴承学，“学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他说。

家世与教育

1945年，吴承学父亲参加由著名考古学家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先生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在考察团中，父亲担任编辑工作。

南都：你对文史的兴趣，以及最后走上学术之路，家庭环境有无影响？

吴承学：我的家族是潮州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族，素有传诵诗书的传统。我的祖父是家族第一位读书人，很年轻时就到泰国“过番”，以教书、写侨批为生。

家父是中学语文教师，沉默寡言，从不与我们谈自己的历史。几年前，我看台湾学术杂志，忽然看到父亲名字，上网一检索，才知道原来父亲与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发现竟然有密切关系！1945年，父亲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杨家骆、马衡、何遂、顾颉刚等先生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四川大足石刻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察。在考察团中，父亲担任编辑工作，考察团的工作是由父亲记录的，最后形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这篇日记有相当高的价值，《民国重修大足县志》收录全文。父亲当年才25岁，就能得到杨家骆、马衡、顾颉刚这些大师们的信任，是很不简单的。解放后他回到家乡却一直郁郁不得志，“文革”期间更蒙受“文化特务”的罪名。父亲对我的影响并不直接，他终日沉默寡言，我们之间很少交流，但他的大量藏书以及酷爱读书对我的潜移默化是难以言表的。

母亲对我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我的外祖父是中医师，母亲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读过三年书。母亲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潮州女性那种秀外惠中、贤妻良母式的传统品格。

与同辈人相比，我的家庭学习环境还算好，家中有丰富的藏书，我较早地阅读了一些古代诗文，培养了对文史的独钟之情。《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千家诗》背了不少。潮州有重人文的传统，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写毛笔字，每年的春联都是自撰和自写的。

南都：“文革”时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对你有影响吗？

吴承学：小学三年级时，遇到“文革”，我因非工农兵家庭出身已被列为异类，后又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备受压抑。初中毕业时，尽管我是全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还是未能获得推荐上高中的机会。后来，刚好有个机会，到临近公社的古巷中学读高中，每天凌晨就起床，然后小跑一个多小时上学。我很珍惜读书机会，家里书很多，也无人指导就乱读。像王力的《古代汉语》，在当时就半懂不懂地乱读过，我还无师自通地采用抄读法，曾把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抄写一通，还抄录了不少古书。

我们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其实不算太悲惨。不过，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养成独立思考的精神，向往平等、自由、民主。

南都：1977年，你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随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了专业的学术之路，当时的中大教学情况如何？

吴承学：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非常闭塞，我很迟才知道这个消息。我报考后，来不及复习就参加考试。再说复习也没有用，也无须背诵。现在说起来许多人都不信，当年广东高考所有科目是开卷，这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高考了。结果考上第一志愿中山大学中文系。

刚恢复高考，高校百废待兴。现在回想，当时许多课程仍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文学理论”课程叫“毛泽东文艺思想”，一个学期就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文革”10年停课，除了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文字学的著名教授，如容庚、商承祚、王起先生等外，不少课程水平相当低。同年级的学生年纪相差近一倍，基础参差不齐。那时外语课是分快慢班的，怎么分呢？上课时发一张纸，能写出26个字母的就是快班，证明是学过的！

南都：黄海章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邱世友老师也50多岁，两位先生对你有何影响？

吴承学：本科毕业后，我又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随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黄海章、邱世友先生是师生辈，年纪相差比较大，但都是道德文章极佳的学者。海老博闻强记，上课时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种重要文献，随口背出，绝无差池。当时他年近九旬，仍亲自授课，每周4节，一直坚持两年之久。晚年海老一目失明，视力严重衰退，但对我们的每篇文章还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他强调治学需要高尚的人格，牵于名缰利锁见风使舵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成就。他喜欢用韩愈的话来勉励我们：“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几十年过去，我越来越体会到这段话的内涵。

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我连续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了许多论文。若干年后，我才见到了杂志的编辑，他说，看你的论文，还以为你是老先生呢！

南都：你的硕士论文《严羽与〈沧浪诗话〉研究》是你研究文体学发轫之作？

吴承学：对，大家对《沧浪诗话》比较关注的是“以禅喻诗”和“妙悟”等说法，但是它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推崇盛唐的文体，比如说“正宗”、“第一义之悟”，都是推崇他心目中比较健康、雄浑悲壮的文体。《严羽与〈沧浪诗话〉研究》这篇论文研究的主要也是“风格”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做得更为系统。

南都：很多学者的成名作都是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作为你的博士论文1993年出版，2011年修订后再版，是否是你的成名作？

吴承学：我的博士论文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理论的著作。其中的内容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如在《文学评论》4篇，《文学遗产》2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基本就奠定了当时在年轻学者中的学术地位。第十章《江山之助———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理论》这篇，投给《文学评论》，很快就发表了。那时候能在这上面发文章的都是很重要的学者，尤其是老先生。此后，他们对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就连续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了许多论文。若干年后，我才见到了杂志的编辑，他说，看你的论文，还以为你是老先生呢！

南都：1987年，你已经成家立业，为何还选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王运熙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吴承学：复旦大学一直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中心，为了进一步深造，我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数年之后，又考取了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王运熙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先生天资极高，成名甚早，20多岁就成乐府研究大家，而且到现在成果仍是海内外公认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他后来的研究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为重点，建树甚多，在海内外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堪称学界泰斗。王先生非常强调目录学和文献学，要我们熟悉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等经典书目。

南都：王运熙老师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吴承学：王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一种征实求是的精神，永远以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对于文献要找到最合理的解释，每篇论文都是实事求是、朴朴实实地提出新见解。王先生直接给我们上课不多，我们主要是反复研读他的论著，领略其选题、材料、观点和写作。我现在还经常研读王先生的著作，发现他在五六十年前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还非常中肯准确，基本没有受到当时极左氛围的不良影响，这一点让我极为惊讶，引发我对学术生命力的思考。我在复旦大学感受到一种与中山大学不同的东西，可以互相补充，最大的收获是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在文献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我自己感觉此后在研究上有一个明显的质的飞跃。

南都：你刚才提到对学术生命力的思考，你认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才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吴承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学者的最高理想。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如果说有焦虑的话，名山事业才是最应该焦虑的事。我曾考察过近几十年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发现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一些论著在刚出来时显赫一时，而现在看来，却非常浅薄可笑，比如八十年代“新三论”；相反，有些当时默默无闻的论著，现在看来却仍生机勃勃。以我的体会，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学术著作，无不是在求实基础上求创见的。学者有自然的生命就是寿命，人的自然寿命是有限的，“死生有命”，但学者的学术生命是由自己掌握自己创造的。有些人的写作是为了“稻粱谋”的，这或是出于一时生活之需，可以理解。但不能老停留在“稻粱谋”的层次，好的学者必有传世意识，这样才会有比较高的自许与文化责任感。

“治学如治狱”

用西方的文体四分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痒，或者削足适履。

南都：一般读者对中国文体研究还是比较陌生，中国文体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哪？

吴承学：我的研究领域有几个方面，但重点是中国文体学研究。我从八十年代末期就专攻这个领域，当时中国文体学还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而现在已成热门。可以说，中国文体学是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谈到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内容和重要性，三言两语不易说清。中国文体学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与西方文学话语是截然不同的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系统完全为西学的纯“文学”系统所代替。这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带来传统断裂的严重后果。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简单而粗疏地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比如，把中国文学史分以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戏曲史，这是典型的西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尤其是把中国古代大量复杂的文章文体简单化归之为“散文”，这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实际语境相差很远。所以用西方的文体四分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往往不免隔靴搔痒，或者削足适履。越是“科学”，越是“明确”，离事实就越远。

南都：具体到你自身的工作呢？

吴承学：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二，一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就是强调中国文体学是要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解释、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另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

南都：在研究内容上你抓到了很多不为人关注的部分，比如你研究的“判文”“集句”等，这些都是原来文学研究界不重视而又很有意思和意义的文体，你有哪些推崇的治学方法？

吴承学：学术研究最基本又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发现问题的眼光。学术眼光既有天分也需经过训练。就文体学研究而言，有必要在继承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治学方法应该因人而异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无论什么方法，都要严谨。我有一个说法是“治学如治狱”，我曾向同学推荐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他们觉得奇怪，其实那里面谈的很多东西跟我们做学问是相通的。破案不能有罪推断，要疑罪从无，要讲究能形成证据链，所有疑问都能得到解释和排除，这样才能办成铁案而不是冤案。治学也是这样，要追求每个问题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同时要以充分的证据推进论证。写论文就像打官司，你要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也要能从容充分地回应所有质疑，理清各种矛盾，好的论文就是办成铁案了。

南都：以后的研究方向会是哪些？

吴承学：我们在若干年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文体学基础性文献整理与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古代文章文体史料考释》与《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等书的编纂；一个是中国文体学理论性研究。正在撰写《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同时，继续出版“中国文体学研究丛书”。

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出不了大师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不缺钱，不缺硬件，学者也不缺学术，最紧缺的是自由而独立的思想。

南都：2006年，你给中文系研究生新生的讲话，你说，希望年轻人能把最现代的技术和方法和最传统的治学功底结合起来。如果是现在，你又会对他们强调什么？

吴承学：在治学上，眼光要比方法重要。宋代严羽：“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其实治学也是“以识为主”，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与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最为重要。在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要有一种清晰学术意识，能判断哪些选题是有价值的。通常我们说，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旦进入研究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学术研究如登山，选择合适的起点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心中也要有一个“学术海拔”的观念。我们了解学术史，了解海内外学术界现状，就是要尽可能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快进入学术前沿，在更高的“学术海拔”开始进取。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整个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将出现重大改变。文献资料在传统学术中非常重要，但在网络时代寻找文献资料就容易多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而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创见、见识，真知灼见、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在文学研究中，审美能力同样非常关键，如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

南都：长期以来，学术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能不能出“大师”。你心目中的大师是什么样的？你认为我们现在能不能出大师？

吴承学：关于“大师”，可以借用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段话：“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大师必有崇高的思想与学术的境界，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树立典范。

我们一直在追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我想追问的是：大师是不是能培养出来的？所有的伟大都是自然的，而非人工的。旷野中的狮虎、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海中的巨鱼、凌霄的雄鹰，它们都不是靠人工可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这样，出于需求靠人工培养出来的那不是真正的大师。说得俗一些，大师是野生的，不是人工养殖出来的。人文领域里的大师，不但需有天才，还要像鲸鱼碧海那样自由和宽广的水域。

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现在不缺钱，不缺硬件，学者也不缺学术，最紧缺的是自由而独立的思想。许多看来似乎很“深沉”的思想，不过是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是二手货，甚至是山寨版的。只有学术没有思想是出不了大师的。所以，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氛围，而只是投入大量的金钱，引导大家按一种模式、规范去竞争和发展，用这样方式培养大师，无异于缘木求鱼。好的学术生态与学术体制比投入金钱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许多人盛赞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水平，我倒是觉得与民国大学的学者相比，我们的教授缺少的不是学术，不是技术，也不是天分，不是条件，而是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民国大学教授有许多名师名士的逸事掌故传诵，我们现在的教授基本上都很正常，很规范，除了“好人好事”“先进事迹”之外很少有什么故事可以传诵。

南都：1977年恢复高考，那些70年代末考入高校并于80年代前期进入学界的那批学人，被称为“80学人”。目前，这批学者是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内的主角。你如何评价这一代学者？

吴承学：我以为，这一代学者特色、长处与缺陷都是非常鲜明的。这一代人亲历了动荡的社会，也经历看来昌盛而暗藏危机的社会。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具备丰富的体验、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对于人文学科，是一种出自内心的喜爱，不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理想。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遇到中国学术界青黄不接之际，中间有十年的断层，人才紧缺，所以成名容易。这一代人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甚至是吃狼奶长大的，但由于不完整，有很长时期处于放任的状态，所以有时思考会比较自由，比较深刻。

但是，这代人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无疑都有明显的缺陷。这一代人的孩提阶段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连饭都吃不饱；等到他们进入了青少年阶段，又赶上了十年动乱。从教育上来看，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的教学体制都是陈旧或不成熟的。另外，这一代学人有时思维方式与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已定型了，也是难以改变的。

这一代学者目前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和权威位置，但多数人已逐渐进入老年。这特别需要自省和警惕，要有学术良知与文化责任感。人老了，就容易保守、看不惯、轻视后辈，而占据要津者尤其容易利用各种学术资源谋私利，而失却公心。所以这代人在还没有老到糊涂的时候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局限与缺陷，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千万不要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而要成为年轻人的垫脚石。

南都：十多年前，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曾用“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数语来评价你。现在，你在学术界得到更多的赞誉，享有更高的地位。你如何评价自己？

吴承学：前辈赞许与同行相誉其实是一种勉勖。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就是一名教师、学者，一个读书人。一位平淡、平凡、平常而不甘平庸的人。我们这一代中不少人有许多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但我的生活和心态都很平静。小时候我的理想是成为小学的民办教师，而后来却能在一所著名大学里任教授之职，可以说，已远超出小时的理想。我对此充满感恩之心，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