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剖析知识分子的境遇表达对社会的看法

作者：陈晓勤 2014年02月07日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谢泳

谢泳做客南都公众论坛，谈西南联大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

谢泳在书房。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谢泳著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谢泳

1961年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曾任《批评家》杂志编辑，《黄河》杂志副主编，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著有《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等。

对学者谢泳的专访约在一家书店。南都记者到书店时，谢泳正在书店选书，书架旁的他，典型的学者气质。谢泳很喜欢逛旧书店，30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告诉他，“运气足够好的话，可以碰见有用的书，做做文章。”他曾在旧书店买到过山西民盟的材料，获得了与钱锺书相关的材料，写下《再审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使用了李克当年写给卜德的两封英文信件，大体上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谢泳认为，对原始学术史料的占有，是好学术出现的前提。因为对社会事物有热情，关心中国的社会的进步，所以他做学术有个特点，通过剖析知识分子的境遇，表达内心对社会的看法。

2007年，仅有专科学历的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谈起聘请缘由，谢泳不忘知遇之恩，“我要感谢当时厦大中文系主任周宁老师，到厦大以前我们还真不认识。他对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就让我去教书了。”他认为大学应多引进优秀的人才，只是“有时候学校太注重学院派的正统，对学院外做研究的人的接受能力偏弱了，或者给堵死了”。

自学的学者

当时我每个月挣40多块钱，我能拿出一两个月的工资订全年的杂志和报纸。

南都：你对文学的兴趣是从小就有还是后来产生的？

谢泳：我出生在一个小城，榆次，今天的名字是晋中市，离太原往南二十多公里。像我们这个年纪做研究的人，有家世和师承背景的人不多，因为家世和师承所依赖的基本时代制度变化了，可能有个别特殊的情况，但大致是这个样子。基本靠自己学习。小时候，我对文史感兴趣，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没多少书可读，高中的教学制度也不正规。我只能在既有的轨道上，随习惯成长，有书就看看，浑浑噩噩过来了。1979年，我没考上大学，就去工程队当临时工了，有个中学老师觉得我喜欢读书，劝我回学校补习，第二年参加高考，就考到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文专业。

南都：为什么没选中文系？

谢泳：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考中文系、历史系，都要考数学，而我的数学特别差，那时英文专业不需要考数学(几年后一样要考了)。我是1961年生人，这样年纪的人没有什么经历，不像葛剑雄、周振鹤老师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有“文革”经历，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我没有，只是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慢慢长大，该上学就上学，该工作就工作。我后来能稍做一点研究工作，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任何家庭影响，根本谈不上训练，完全是随意看书，遇到什么看什么。

上大学时，我给《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大众电影》等期刊，写过一点两三百字或者三五百字的短文，有些登出来了。后来，学校有一位负责校刊的老师看到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认为英文专业的人能在报上写文章，很不容易，毕业的时候就让我留校当校刊编辑。按规定，我是要去做中学英文教员的。

南都：你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是不是从你在校刊工作时就开始了？

谢泳：我爱好文史，但当时没有老师指点，也没有网络。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订阅全国各个学术机构里发行的杂志。当时我每个月挣40多块钱，我能拿出一两个月的工资订全年的杂志和报纸。我订了二十几种杂志，包括《人民文学》、《文学评论》、《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等。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杂志，传达室的人都感觉奇怪，这个人为什么看怎么多的杂志。

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这是我后来能做一点文史工作的契机。我后来的文史研究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与这个经历有关。订这些杂志，说实话，也不一定看得懂，但是我喜欢看。网上有我写的一篇纪念许良英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我当时看《自然辩证法通讯》看过许先生的文章，还给许先生写过信。他回信鼓励过我。我和许先生前后通过四五封信，今年我把这些信送给傅国涌先生了，他正在写关于许先生的书，他也是一个自学的学者。

南都：后来你怎么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

谢泳：我在校刊当了约两年编辑，比较闲。到了1985年，山西作协创办一本文学评论的杂志，叫《批评家》，那时候文学评论杂志很少。山西省作家协会有《山西文学》、《黄河》、《批评家》三本杂志，我先到《批评家》，1989年杂志停刊后，我才到《黄河》杂志。我在山西作协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2007年5月，才到厦门教书。

一个人、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

我当时是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报告文学作家，我后来研究储安平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

南都：在山西作协工作期间，你对报告文学产生了兴趣，还自费印了《禁锢下的呐喊：1976-1989年间中国的报告文学》，为什么？

谢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报告文学承担了相当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相当于今天的深度报道。当时关注社会现实最敏感的不是教授，不是学者，而是报告文学作家。这促使我去研究报告文学。80年代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我都研究过，比如刘宾雁、苏晓康、戴晴、钱刚、麦天枢和赵瑜等。1992年，我印了《禁锢下的呐喊》，讨论1976年至1989年间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写这本书时我还年轻，所以现在看来这本书不是很成熟，有些激烈的表达。这本书约有15万字左右，我印了一百本送人，有些给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也给了一些我当时尊敬作家和学者，如钱理群、邵燕祥先生，他们写信，鼓励我，也有些作家学者没有理我。

南都：对报告文学的研究与你后来进行的知识分子研究，两者之间有联系吗？

谢泳：从研究角度上，我把当时报告文学作家，视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知，我当时就是从知识分子角度研究。那时，通过一些期刊的介绍，我接触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理论。西方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在专业之外，对社会保持热情关注的一批人，他们的基本气质是始终对社会保持批判态度，我以为当时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是最有这种气质的群体。我后来研究储安平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也与这个知识背景相关，我比较留意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后来，我由文学评论开始转向研究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我选的角度是：一个人、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

南都：这就促成了你对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课题感兴趣？

谢泳：事后观察，我的研究工作前后对象有变化，但在精神上有联系。做完报告文学研究后，我就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储安平是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他是一个报人，也是一个作家，个人命运非常悲惨。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小时候对右派有所耳闻，我听人说，右派多是有本领、有才华的人。1949年后，最早把储安平作为知识分子研究的，是戴晴先生。戴先生1980年代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储安平与“党天下”》，基本上可以看作储安平的一个小型传

记。我读过这个报告文学，知道了这个人的大概命运。同时我也注意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上，余英时、汪荣祖先生对储安平的评述，这是我研究工作的知识背景。报告文学作家自己抒情成分较多，而我想由学术角度切入，我花了两三年时间，梳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历史。

南都：从学术角度来切入储安平，需要更严谨、更精细，当时你如何进行？

谢泳：在作协当编辑是我的基本工作，这个工作比较有弹性，不用天天坐班。我是个比较散漫的人，前后花了两三年时间，主要看杂志和相关的材料，看《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世纪评论》、《大学杂志》等杂志，都是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的史料。

另外，我主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那时北图索阅文献的方式还很传统，为了节省时间，主要是从北图复制文献，回家阅读。今天学术研究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做这个课题研究的学者，已经更精细、更完整。在其中，有他们个人的努力和对学术史料方向的判断，但也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获得文献的手段更丰富了。我在搜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史料时，也留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掌故，用这些史料写过文章，《旧人旧事》和《逝去的年代》中的文章多是那时写的。那时写文章得到材料很不易，所以多数文章较为简略。

南都：你关于储安平的研究文章，很多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作为一个非学院派的年青学者，当时发表文章困难吗？

谢泳：《储安平与〈观察〉》，2004年才出版，但这是我90年代初做的研究。我当时也写过一些相关论文，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这个杂志是1991年前后创刊的，在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当年很多学者给都这家杂志写文章，比如陈平原、朱学勤、高华、秦晖、许纪霖、葛剑雄、钱理群等。这本杂志在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以后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这本杂志是相当重要的。

2004年前，我几乎每年给这家杂志写一两篇文章。我关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最早都发在这本杂志上。我很感激这家杂志。当时我在偏远的山西，投稿用最原始的通讯方法。《二十一世纪》的创刊编辑是刘青峰先生。她没有因为我在偏远的山西，在一个非专业学术研究机构，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业学术训练的青年，就轻视我，而是以连续发文章的方式，来鼓励我慢慢研究。刘先生对我的关心，对我后来能进入学术界很重要，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严格的量化学术评价体系，一个人能在那样的杂志上写文章，还是很为学界注意的。

我的学术关注点在知识分子研究

最后选择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有兴趣。

南都：在上世纪90年代，做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多吗？

谢泳：不是特别多，许纪霖、郑也夫是比较早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的。1987年夏天，郑也夫在北戴河主持开过一个学术研究会，后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学者，都参加过这个会。比如萧功秦、许纪霖，黄万盛、薛涌等。这个学术会是以公开征集论文方式选择参加者的，就是先投寄论文，经过选择来认定参加者。我给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刘宾雁》。这篇文章后来发在香港《八方》杂志上，这家杂志是小思教授负责的。以后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应当引进港台这个角度，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窗口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很重要。当时许多信息和思潮，都是通过这个渠道进来的。

南都：你关于储安平的研究发表后，有什么反响吗？

谢泳：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以往多在专业研究人员视野中，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常识，包括储安平个人经历和命运。《观察》周刊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价值以及它今天在公众中的影响，可能与我的学术工作有点关系。不是所有的专业研究对象都可以进入公共领域，都可以成为公众常识。个人研究对象能够进入公共领域里，取决于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本身价值和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有清晰判断。储安平和《观察》广为人知，因为这个人和这本杂志所具有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人们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现实。

南都：你估计到这种影响吗？

谢泳：开始没有。我只是从学术角度判断，这是个好选题而已。我有篇文章《〈观察〉撰稿人群体研究》，是我注意到《观察》周刊封面上78位撰稿人的名字，我从这78人的生平履历及1949年以后的去向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大体能说明问题。一家杂志即集中一个群体，就研究角度说，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南都：所以，这个工作之后，你紧接着展开西南联大的研究？

谢泳：对。当时有这样的考虑：第一，《观察》周刊的作者，很多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有的是储安平的朋友，如潘光旦、费孝通、钱端升等等，第二，杂志发表过对西南联大的评述。所以我做完储安平与《观察》周刊的工作后，就希望再选个专题方向，自然就想到西南联大。最早研究西南联大的是美国的易社强。去年他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才在中国出版。他写的是西南联大的历史，他有他的角度。我不是历史的角度，我从中国当下现实来切入。

西南联大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学者有独立人格，有自由精神。中国高校当下缺失了这些价值。我觉得需要对西南联大的历史重新叙述和解读，把它的价值弘扬出来。我在1998年写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一本只有十四五万字的小册子，都是专题论文，但我有问题意识，不是只叙述历史。这个选题与储安平和《观察》研究的选题，有类似的地方，以前西南联大的影响只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或者研究高等教育史领域，还没有成为公共话语，也没有成为公共常识。今天，西南联大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名词，而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象征，它能由专业知识转向公共知识，也是因为有现实原因。历史题目，成为公众常识，对研究者来说不可预期，但能有这样的机遇，我还是很欣慰。

南都：作为一个非学院派的研究者，在开始学术研究时，遇到过困难吗？如何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

谢泳：我过去虽然喜欢阅读，但文史知识相当薄弱，因为没有古代的知识，只有一些现代史范围内的常识，学术方向并不清晰。我后来的选择，可以说是我对现实比较关注的一个结果。因为关注现实，所以学术方向也自然向这方面发展。我原来做报告文学研究，是关注现实，1989年后不能做报告文学的研究了，因为我关心的作家都远走他乡，研究他们的文章也发表不出来。后来我也写过几篇鲁迅研究的小文章，研究鲁迅的人很多，很难做出成绩。我又想到可以写写张爱玲，但只写了一篇文章。我有一两年时间，徘徊在选择学术方向中，但很快确定了。现在想来，这样的结果还是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和一点自己的学术趣味。

因为我对有西方背景的知识分子一向有兴趣，所以一般的学术关注点也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最后能选择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有兴趣。

“业余的专业”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

业余的专业，实际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今天中国多的是专业的业余，而少的是业余的专业。

南都：你的研究总是会贴近现实，对当下提出批评意见。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关注现实？

谢泳：从中学开始。有人关心社会现实，有人则不愿意关心，我对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进步始终有热情，这是我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动力。我不是完全为学术而学术的性格，还是愿意通过学术表达内心对社会的看法。有些人做的是大学问，我做的是小学问，我关心的多是具体问题。时间也比较近，我选择的学术研究对象，多与时代变革有契合点。

南都：在去大学之前，你日常工作是杂志编辑，又没有家学和师承，我好奇的是，你的研究方法如何得来？

谢泳：做文史研究，有系统学院训练，当然是最好的，但没有系统训练，也可以从事这个工作，这是文史研究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它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文史工作，热情和兴趣最重要，是能否从事此项工作的最大动力。只要有兴趣，研究过程中，总会摸索到一些方法。文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不神秘，关键是要有较多的阅读，特别是对史料的熟悉。

南都：你没有受过任何学院研究的专业训练，如何开始学术研究？

谢泳：看书，多看书(笑)。年轻时，我也看过几种文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书，但关键是要多读书，要解决基本的阅读量，这个问题解决了，自然能体会一些研究方法。比如能自觉选择阅读史料型的书，就是一个阅读经验，有这个经验，就能判断出传记、年谱、日记、档案的史料价值，越往下反而越高，就是越没有经过整理的史料价值越高。没有受专业训练，不等于不知专业研究方法。搜集史料的方法，在文史范围内，大体是相通的。今天的学术体制，极少给业余文史研究者留出通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院外的人也能做出好的学术，这也是事实，比如胡文辉的文史研究，在目前中国学术界，我以为是一流水平。

南都：对学院之外的学术研究者，你很认可？

谢泳：业余的专业，实际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今天中国多的是专业的业余，而少的是业余的专业。文史哲研究，在网络时代，学院和非学院的边界并不严格，只要掌握的工具齐全，业余做出好的研究，一点也不奇怪。检验学术的只能是时间，文史哲的研究更是如此，只有不断被重新出版的学术研究，才是好的学术研究。

南都：你做学术研究的方法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比如一个人或一本书？

谢泳：从研究方法来讲，我注重收集原始材料，做别人没有做过研究的东西，选题没有新鲜感的，我一般就不做了。我喜欢搜集史料，是因为看过中山大学教授陈恭禄一本《中国近代史料概述》的书。这是他50年代的讲义，后来公开出版过。我后来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基本是按他的方法写的。这本书，我看得很熟。

南都：学术研究中的史料，你如何搜集？

谢泳：文史研究，要注重原始材料的获得。最好是档案一类的东西，这样有现场感，易激发学术灵感，看到实物性的材料和看到符号性的材料，产生的刺激性不同。有时候，机遇好，可以通过旧书摊买到，对原始学术史料的占有，是好学术出现的前提。我在山西，买过山西省民盟的原始档案，里面有大量地方与中央往来的简报和信件。这一原始档案，对我后来判断民盟、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好处。我收集过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简报，其中有涉及钱锺书、周一良和王瑶等知识分子的大量材料，对我研究有帮助。这些材料，在档案不解密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从一般资料中得到的。

南都：2007年，仅有专科学历的你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当时是怎样进入厦大的？

谢泳：我要感谢厦大的周宁老师，老实说到厦大以前我们还真不认识。他是个胸怀非常开阔的人，他和我同岁，他那时是厦大中文系的主任，对我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就让我去教书了。这个事情非常受外界关注。我们太注重学院派的正统，有时候对学院外做研究的人的接受能力偏弱了，或者给堵死了。

南都：从《黄河》杂志副主编到厦门大学教授，随着身份的转换，你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

谢泳：我在厦大只教了三年本科生。从第四年开始，我就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了。只给硕士研究生上课。我本意还是想给本科生上课，但学校可能有特殊考虑。我在厦大工作很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学术工作，不上本科生的课，让我有更多看书的时间，我很满意。至于生活，在厦大的待遇比以前当编辑要好。

南都：你在厦大六年了，都讲过些什么课？

谢泳：我来厦大时已经46岁了，应当说是一个有阅历的人。虽然我过去没有教过书，但教书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因为我有过一段时间的教员生活。大学教书，不是比口才好坏，关键是要有教给学生的东西。过去傅斯年讲过一个类似的意见，就是说他不相信有人自己没东西，而能教好书。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厦大开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这个讲义，后来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我还开过《王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建立》、《胡风研究》，《钱锺书和围城》，《陈寅恪晚年诗》、《中国批判作家运动历史》等选修课。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是一直开的基础课外，剩下的课，都是不重复的。每年我开一门新课，因为重复的课，我就没有热情。我会和同学们分享我这段时间正在做的研究。

南都：教书之余，你现在仍在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吗？之后有怎样的研究计划？

谢泳：没有太具体的计划。我是凭兴趣看书。我对钱锺书、陈寅恪的生平和经历感兴趣，以后可能会写点关于他们经历的文章。我研究不了他们的学术，我研究的是他们1949年后的内心世界。我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我从不申请任何学术课题，我反感这些东西。我愿意靠自己的阅读兴趣做研究。还是前面说过的话，我喜欢业余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