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要多做还原历史的工作

作者：赵大伟 2014年01月24日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黄道炫在燕山大讲堂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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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黄道炫　著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

作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黄道炫经历并不算复杂。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然后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我觉得自己算是另类的研究者”，黄道炫评价自己时这样说，的确，他并不算是著作丰硕的学者，他自认为常常处于被动消极状态。1990年代中期，黄道炫就开始热衷于炒股票，学术被悄悄地放到了一边，那是他三十岁人生精力最充沛的阶段，十多年过去，他从股市全身而退。虽然后悔，但是意外的路径也给了额外的人生体会。2011年出版的《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算是他近年学术论文的合集，该书以翔实的史实、前沿的方法，重新梳理了1933-1934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及其挫折，本书出版后，学者王奇生、雷颐、马勇等都给予了好评，黄道炫说：“生活就像历史一样，总是充满着困惑和选择”。

黄道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1986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党史，19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1934）》等。

年轻的时候觉得历史比较无趣

“我在三十岁之前并不太读历史书，反而读文学最多，最喜欢托斯陀耶夫斯基。”

南都：你对历史研究的兴趣最早是什么？

黄道炫：小时候我家也没什么书，有一本老字典，后面附有一个从三皇五帝一直到民国的时间表，记载每一个皇帝在位的纪年。七八岁的时候，没事就去算皇帝的在位年份，还偷偷的不敢让大人看见，觉得太无聊。对历史兴趣还是有，但是这种兴趣敌不过对文学和成为一个思想者的兴趣。

南都：更热爱文学？

黄道炫：我们这代人，走上学术之路很多时候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机缘。历史研究现在是我的职业，而我在三十岁之前并不太读历史书，反而读文学最多，最喜欢托斯陀耶夫斯基，喜欢他小说里那种撕裂灵魂的感觉。后来慢慢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就是不爱读历史。

年轻的时候，觉得历史研究太简单了，就是把史料一拼凑，找点东西把问题一解决就完了，类似于熟练工种的事。对历史哲学稍微有点兴趣，但后来发现历史哲学也就那么回事，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因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职能还是把事实讲清楚。中间会有各种各样史学方法出现，但随着大浪淘沙终究被消解掉。历史研究千年流转，最终的功能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比较无趣。

南都：既然更喜欢文学，那么大学为何选择学历史？

黄道炫：1982年上江西师大，我本来选的中文系，但是因为高考历史分数考得高些，就被招进了历史系。既然读了，也就一直做下来了。我是一个从来不规划自己的人，随遇而安，这辈子很少有目的地做什么事情。

南都：后来考社科院的研究生也不是有意为之？

黄道炫：除了考研究生之外，因为江西师大毕业之后，很可能就去做中学老师，我不愿意服从这样的命运。考研究生选择现代史是因为对毛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毛的影响下长大的，所以就想考现代史、党史。励志目标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记，当时就这个愿望。

南都：江西师大并不算出名，本科教育对你有什么影响？

黄道炫：那时大学教育照本宣科，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整个受教育过程，大学对我肯定有影响，但是具体知识点上有多大影响，很难去界定。大学对我有较大的影响的就是，所有的老师都告诉我们历史要讲求史实，这是无上准则，也是基本的职业伦理，以后无论怎么走都不会走出这个基础。

另外一点，江西师大图书馆当时号称江西省最大，有一百多万册图书，开架借阅，我可以读很多书，起码比中学时代更系统的阅读，但是训练不够。坦率地说，本科读的有限，当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感觉落差非常的大。其实我不是走正规训练的学生，不会为了考高分读书，除了入校的第一次考试我很认真对待，后来基本上是六十分万岁。我们班上八十个人，我在四年成绩总计里排在中下游。

南都：为什么会决定报考陈铁健老师的研究生？

黄道炫：1986年考社科院近代史系，当时我想一定要考到北京。因为它的重要性决定我要考这里。当时两个选择，一个北大，一个是社科院。可是北大很难，当时他们招四百多个研究生，实际招进去的，本校会占到200多，外面的人很难进去。而社科院没有这样的问题，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当年近代史研究所只招两个人，一个是陈铁健老师招的，另外一个招生的专业是中外关系史，我外语不好（笑）。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并不是冲着陈老师考的，但陈老师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观念，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学者。

南都：陈铁健老师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黄道炫：当时他刚开始招研究生。社科院有一个特点，研究生院离所里很远，培养制度很自由，好处就是确实给学生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也有人会抱怨放羊。

一来社科院，陈老师给了我一个几页纸的书单，主要是中国传统类书籍，从先秦到晚清，也有西方的。而八十年代中期正好是反传统的年代，所以传统类书籍就拿了两三本回来翻一翻，没有认真阅读，系统去看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大概每半个月见陈老师一次，聊聊天啊，他对我最大影响就是思想上的态度，面对现实、面对历史开放的态度。当时如果是另外一个老师，我可能就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南都：不喜欢读传统类书籍，那么，当时你主要的阅读兴趣在哪个方面？

黄道炫：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阅读大概就在研究生时期。当时研究生院在北京东北面的六公坟，现在的望京那边，很偏的地方。周围很多荒地，研究生院像一个庙一样。我这人又不好动，没什么事干就是读书，什么书都看，当然主要是思想类的著作。思想的训练、视野的开展、逻辑性的建立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完成的，精力旺盛，思考力强。我现在还经常会想起自己的研究生时期。当时研究生院每周都有一两个讲座，比如刘再复等所谓比较有冲击力的学者，李泽厚好像没去过。

南都：主要读思想类的著作？

黄道炫：因为我最初想做思想者，醉心于哲学著作。读哲学从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开始，我认为那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者绝对的精品，某种程度上，等于是中国最好的思想者在和世界最好的思想者对话，把这本书读明白了，或许对中西的思想就可以建立一个基础性的了解。

由此延伸，开始读原著，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两百页读不下去了，弄得觉都睡不着。由此知道自己做不了哲学家，纯粹哲学必须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用几个概念去建立一个系统，好像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训练。

退而求其次就去读思想史的著作，像殷海光、余英时，包括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我读了不下五六遍，总能读出味道来，通过这样的阅读提升自己。后来兴趣转移到思想史，我硕士论文的时候想写王国维，但后来陈老师让我写蒋介石。最后迫不得已回到历史本身的对事实的解读。这个过程大概是三十来岁完成的，也就是九十年代。

南都：你硕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黄道炫：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新生活运动：政治背景、社会基础与文化内涵》，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做一个解读。这种解读当然会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硕士论文，我还没有把事实搞清楚，就列一个框架。所以评价并不高。陈老师告诉我，你得多做事实研究，多找史料。我当时不以为然，不愿做那样一个又苦又琐碎的工作。

硕士论文题目体现了我当时对学术的想法，不满足于细微的事实的解读，希望有一个大的关怀，当然现在也是这样。只要别人做过比较充分的研究，觉得自己做不出什么了，我就不会再去做这个题目。

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日记对我影响不是太大。蒋的日记出来以后没有在任何程度上颠覆我的印象”

南都：做历史研究并不满足于事实的解读，现在还这么看吗？

黄道炫：现在当然不会还这样看。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有些影响吧。做历史研究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找史料，绝对应该的。但是，像我这种人，总觉得人的一辈子，在有限时间里，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所以，我比较注意在我可能的范围里能搜集更多的资料，时间上可能会节省一些。坦白说，我从1994年到2007年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在研究上投入太多精力，十几年的时间心不在学术上。

南都：陈铁健老师这样老一辈学者更注重史料，有没有人批评过你？

黄道炫：我明白从道理上说，是应该注重史料，但那个时候我还把我想做的历史定位在解释历史，而不是去还原。我还把更多的功夫下在解释历史上，想着还原的工作让其他人做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解读历史必须建立在能够相对准确地还原历史的基础上。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史、民国史基础性的工作还不到位，在此基础上做的解读缺乏实际意义，所以解读和还原必须同时去做。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还要做还原的工作，给后面的人去铺路。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道理。

南都：当时心思不在学术上，去做什么了？

黄道炫：我是很老的股民了。1994年，我去开户，开户小姐说，研究生还来做股票啊。当时基本上不做研究了，研究就是副业，周末没事才看看书。现在回想起来，十四五年的时间专注炒股，这段也是一生最有精力的时候，当然是后悔多，不过也没必要。毕竟已经走过来了。而且确实也给了我很多的感悟。

南都：很多学者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但是并不喜欢说这些。

黄道炫：我不避讳。一般人们印象中的研究者太单调了，好像我们就是躲在象牙塔里，其实并不一定这样。我也许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研究者吧。不过，2007年底我已经清仓出来了。因为始终有一个不安，就是觉得对不起职业和薪水。如果挣到足够的钱，也许我就辞职了，可是又没有这个本事，只好放弃股票了。

南都：1992年最初版本的《蒋介石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一种背景？

黄道炫：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陈老师想做蒋介石传，申报了一个课题。陈老师建议我转到蒋介石的研究，于是开始接触政治史研究。当然也没有认认真真做政治史，论文写成社会文化史，政治只是背景而已。这本书写的是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研究生毕业后就做这个研究，后来按规定毕业生都要到基层锻炼，写完初稿后就到陕西商洛锻炼去了，在商州市广播站当编辑。书稿具体定稿是陈老师。

写作时，我把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去批判，批判他专制、传统、独裁、不接受民主自由，反正是从头批到尾。当然陈老师做了些修改，改得更中和一点。现在反思，我很讨厌自己这种做法，不能把任何人作为靶子，要他承担他不应承受的，每个个体都有他的人格和尊严。

南都：后来你接着写《蒋介石：一个人力行者的思想资源》，怎么摒除当时的局限？

黄道炫：写完《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很快自己就不满意了，并没有受到批评，是我自己反省，可能也是年龄到了，快三十岁了，更懂得尊重他人。即便是历史人物，他也曾经是一个生命体，我们没有理由妄加褒贬。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是1994写的，当时纯粹写蒋介石的思想，传统精神以及对社会民主自由科学的理念，写了二十来万字。出版时这部分压缩到十几万字，增加了政治的内容。1994年写的时候，对蒋和传统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读研究生的时候，陈铁健老师让读古典我没读，这时补上了。现在回头来看，2012年出版的时候我已不能对1994年稿子中的思想部分做太多的改动，当时思想的底子还是有一点，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当年的思想状态。

南都：书稿出版时改动多吗？回头看，对这本书是否满意？

黄道炫：书中后面一部分是重写的，蒋介石的日记是后来加的，但蒋的日记补充不多。我去斯坦福大学一个月抄过一点，抄得不多，十多万字。2007年前后，我们研究所先后派了十人去胡佛研究院，每人抄一段，然后大家放在一起，最后跟其他一些学术机构或大学共享，现在基本抄全了。

对这本书有很多不满意。1994年的稿子有很多局限，现在我对蒋介石兴趣又少了很多，修改没有动力，所以有点马马虎虎出来的意思。二十一世纪初，我就转到了中共研究。假设我将来再做蒋介石，肯定不会再从思想角度去做。

南都：去胡佛档案馆抄写蒋介石日记时有没有改变你之前对蒋的印象？

黄道炫：蒋的日记对我影响不是太大。做研究的其实都这样，读一些东西，对这个人有一些了解，十有八九就不会太离谱，史料更多还是佐证。蒋的日记出来以后没有在任何程度上颠覆我的印象，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但要注意的是，每个人对蒋介石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但读了日记后，都说没有改变看法。或许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要有一个警惕。

当时抄写的人好多，胡佛档案馆每天来的人多是看蒋的日记，而且基本都是中国人。偶尔可能会有个别人看完蒋介石日记看点别的。每天9点钟去，中午吃点饭，不回去，抄到下午四点多，也挺累的。像我这种人不行，每天都得出去放两次风，据说杨天石老师坐在那里，基本上一天不动的。对我来说，这是工作，而他是全身心的投入。确实不一样。

转向中共党史研究

“现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还不能让人满意，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多一些力量投入这个研究。现在民国史还可以，做党史的人还是太少。”

南都：2000年你发表的论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感觉研究方法跟之前有了变化。

黄道炫：2000年写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代表我那个时候的研究水准，这和杨奎松老师有关系，他当时是革命史研究室的主任，顶头上司。他有很严格的学术要求。杨奎松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待过，1997年开始任革命史研究室主任到2000年左右离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写完以后，我拿给杨老师看，他看完给我写了两三页的意见，大概有几千字，按照他的意见我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要推翻。我回去改，改完以后再请他看，他又写两三页纸的意见。后来不敢再请他看，直接拿去发了。我的感觉是，对自己最有帮助的就是前辈学者的改稿。除陈老师、杨老师之外，丁守和、张海鹏、曾业英等先生都给我改过稿，都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难得的机缘。

2000年前后，我的研究走上了强调实证的路子。这一点确实和杨老师的触动有关系。当时我跟杨老师聊，老一辈的研究者都告诉我们，文章有几处闪光点就可以。他说那不行，你得在所有层面上尽量做到最好，他的这个说法对我影响很大。事后想确实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别人翻一翻谁知道你的闪光点在哪里？在每一点上精益求精，尽最大努力，兼顾各种各样层面，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文章价值出来的可能性会大得多，贡献也相对会有一些。陈铁健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不会太严厉，杨奎松老师是敲打我。

南都：到写《张力与限界》，你开始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为什么研究方向会有这样的转变？

黄道炫：这是承接的，当时感觉民国史往前走的可能性比较有限，所以想换个路子。我本身也是学中共历史的。2002年左右下决心转到中共研究，但是看了一年的材料找不到点进入。正好这时看了中共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张铅印大报《红色中华》的影印本。这真的是毛泽东说的“生动活泼”的报纸，里面的内容和传统历史书上告诉我们的苏维埃不完全一样。其实我的个人经历也告诉我苏区当年的现实状态和我们的宣传是有距离的。只是没有找到文本。

南都：个人经历是指你在书里提到的赣南土地问题？

黄道炫：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没有机缘去做。正好做苏区研究，这个条件就符合了，老家人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赣南地主富农大规模占地是不存在的，应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只要是赣南出来的，对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土地革命本质是土地问题，可我们那个地区作为革命的中心区，却是这样一个状况，落差怎么去解释？现在有一个很显眼的现象，就是土地革命的话题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用苏维埃革命去解释，这就是认知的一种变化。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第一篇论文就写为什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第二篇就写土地问题。然后一直做下去。《张力与限界》在2005年写完，一直放在那里。后来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老师约我弄一个论文集，但我觉得做论文集对我而言还不成熟，所以就提到有这么个东西。她知道后，一直督促我赶紧改出来，在她的反复催促之下，我在2011年初交稿。这本书徐老师功劳很大，她不催现在可能还出不来，因为修改永远是无止境的，永远可以补充。当然改完这个以后，苏区的研究我也就不做了。

南都：刚看到王奇生老师编的《新史学》，发表你的《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内战研究是新的方向吗？

黄道炫：2005年我做完苏区以后，做了一段三年内战研究，因为写完初稿后所谓左倾路线仍然是我解释当时失败的理由。我想对照一下，对照一下内战期间是怎样摆脱了左倾错误以后取得成功的。但当我做内战研究，发现原来预设的前提并不一定准确。

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左的问题在内战中也有出现。土地上的政策在内战都出现过，肃反没那么严重，但也是有的，阶级关系的判断和苏维埃时期没有本质差别，当然表述上有改动。这样，我就回过头来对苏区这个稿子做大的修改，现在“左”的概念在我的这本书里基本上没太出现，不是说我不认为他们“左”，而是因为这不是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经常会预设前提，一步一步走，然后再看再调整。去年去北大做读书交流，有个学生提出来，他认为我这个书，2003年框架已经设计好了。事实上，有一部分确实设计好了，但有些很重要的内容最后又做了相当大的变换。

接下来，我准备做的是抗战，希望研究抗战中中共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也很复杂，某种程度上，比苏维埃时期研究起来更困难。

南都：新的着眼点在哪里？

黄道炫：这里面有许多话题可以探讨。这两年集中看材料，明年以后可能得去档案馆看看。现在第一篇文章已经写出来了，写共产党怎么进入华北。我们研究中共的时候很有意思，中共的发展是很大的话题，具体看研究却会发现，实证性的具体成果倒很寥寥。它怎么进入华北，进入华北怎么做，从哪些点渗透，论述并不多。

中共党史这一块这些年做了很多研究，像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杨奎松先生《中间地带的革命》都是难得的精品。不过，比起中共革命本身，现在研究还不能让人满意，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多一些力量投入这个研究。现在民国史还可以，做党史的人还是太少。当然，我指的是学术化方向的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