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 图书版权贸易与国际合作一直是我国出版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很多出版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在人文社科类图书的版权合作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本文主要介绍了其在版权引进及输出等方面的经验，希望可以给从事此类工作的出版同仁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权与国际部主任 刘光宇
感谢博雅论坛和各位老师。我今天很荣幸地和大家分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权与国际合作部在版权工作中的一些体会，主要包括人大社版权引进及输出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版权与国际合作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和展望。我认为，出版社的版权部门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应秉承这样一种理念——放眼全天下，脚踏实地做好服务，小至部门、出版社，大至国内出版行业。
版权引进：两种模式并行，形成经典品牌效应
人大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进行零星的版权贸易。自九十年代中末期开始，凭借“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两大译丛（见下图）的推出，人大社掀起了国内出版界汉译学术名著的“第三次浪潮”。
以专家学者为主导进行名著甄选
我本人从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人大社工作，洽淡的第一套版权书正是“经济科学译丛”。当时，我和资深编辑梁晶老师一起完成了这个项目的策划和谈判，由此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这套书代表了人大社版权引进的一种模式，即以优秀的学者、译者为主导，选择国外已经成型的高校经典教材进行引进。梁晶老师拥有丰富的专家资源，因此可以拿到经济学领域各个分支最顶尖的著作，我们将它们集合在一起形成了这套“经济科学译丛”，到现在依然很畅销。
与国外出版社强强联手打造经典书系
我们社引进的另一套代表著作是“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这套书代表了人大社版权引进的另外一种模式，即充分发挥人大社的出版优势和地位，选择资源丰富的国外出版社进行合作。这样，我们在版权谈判的时候可以获得很多人文社科类图书的首选权，国外出版社也乐于把最好的图书，特别是一些经典教材推荐给我们，我们因此引进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尽管开始我们也曾心怀忐忑，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是很成功的，如现在市场认可度很高的一些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如菲利普•斯科勒的作品）、人力资源管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很多都是在当时引进的。
上述两套译丛，开始只包含十几种图书，现在已衍生出多个子系列，囊括上百个品种，版本不断更新，近二十年畅销不衰。
以这两套译丛为开端，人大社陆续推出多套译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中国当代汉译学术名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丛书”、“毛泽东研究译丛”等（见下图），目前已经在业界形成了品牌，并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联合图书公司共同开发高端畅销书
在紧抓核心优质教材和学术著作引进版选题资源的同时，人大社也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拓宽学科领域和合作对象的范围，近年来出版了一批经济管理、人文类的引进版大众精品图书。无论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还是营销渠道而言，人大社都最擅长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大众类图书并非我们的强项，但是我们通过与一些中小型的图书公司进行合作来弥补这一不足，出版了一批大众类图书精品，涉及经济管理类、人文类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毛泽东传》，销量已经到几十万册，最近我们还就此书在北京图书馆做过讲座。《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是沃顿商学院的一本经典图书。《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则走了高端畅销书的路线，尽管内容比较专业，但也有不错销售表现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人大社在销的引进版教材和学术著作硕果累累，包括丛书系列200多种，含单品2400多种。从2012年11月至今，我们社的印制码洋已达1.6亿多元，可以说,引进版图书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版权输出：“高端学术走出去”的特色之路
人大社的版权输出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与台湾地区出版社的版权贸易，这也是当时国内进行版权输出的一个共性。最初的版权合作以历史题材为主（见下图）。
直到2005年，人大社的版权输出都基本处于自然发展状态，部门内只设有一人兼管此项工作。2006年前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中国图书走出去”日益成为出版界的一项紧迫任务。通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形成了以人文社科高端学术图书输出为特色的版权合作路线，也获得了很多相关的奖项（见下图）。
注重权威学者和权威著作的版权输出
我们输出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这类图书以社会效益为重点。在国家领导人著作中，李瑞环同志所著的《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输出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与培生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部著作的英文版和俄文版（见下图）。
同时，在合作中我们发现，外方出版社非常关注国内权威学者的经典著作。比如，我们输出的戴逸先生所著的《简明清史》一书，获得了“经典中国工程”项目资助，出版了四卷本。此外，我们还输出了成思危先生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丛书”；“世界美术通史丛书”中国美术系列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计划推出其英文版，而韩文版目前已经出版了。
量质并重的合作伙伴架构
做版权输出的同行可能都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是有数量要求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采取了量质并重的架构。有些出版社可以帮我们达到数量上的要求，有些则帮我们打品牌，出精品。
例如，我们与圣智合作了《清代历史图录》。他们对此书的市场定位是专门面向图书馆的，这套书已经输出多年，现在每年我们仍然可以收到一些结算版税。此外，我们还与培生出版集团及香港地区的天窗出版社合作较多。天窗出版社的英文翻译质量很高，图书印制精美，我们对于输出版图书的品质非常放心，尽管不以量取胜，但是每一本书都是精品。
以重点合作伙伴为核心，联合进行选题开发与深度合作
人大社的出版方向多为人文社科类图书，一方面翻译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编辑和外方直接沟通的力量较为有限，因此对于与外方联合进行选题开发和深度合作，我们还处于尝试阶段。我们选择了《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书，希望可以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入合作。这些书是从选题策划阶段就为“走出去”而打造的，因此我们并不过多考虑国内的市场情况。
以英语版本为基础的多语种开发
在扩大规模方面，我们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在输出英文版的基础之上，继续推出同一著作的小语种版本，如韩文、日文、土耳其文、波兰文等，慢慢形成规模。
版权与国际合作工作中的关键问题
中国出版人要研究中国，才能找到版权输出的出发点
版权合作中，我国的引进一直大于输出，这是版权贸易的客观现实。但我们认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出版人应该对本土出版形成更为客观的评价。我们在多年的国际合作逐渐形成一个深切的体会，无论别人作何看法，我们自己首先要研究中国，这样才能让找到工作的出发点。
出版社的重视是版权输出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我们出版社版权引进的模式是完全市场化的，编辑根据预算情况来进行选题决策，领导层一般不会干预。对于版权输出工作，出版社则会进行主导和推动，还将此项工作列入国际合作部的任务考核之中，可见重视程度。尽管我们部门的压力很大，但上层决策的支持也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顺畅，资源调配更为到位，这也是我们社的版权输出能取得今天的成绩的重要前提。
此外，版权输出也需要政府相关方面资源的支持。我们出版社以社科类图书居多，翻译难度较大，如果想把版权输出做到一定的规模，从出版社层面去争取政府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效果也会更好。
人才和队伍建设是版权工作的内在动力
版权部门的工作尽管涉及很多具体业务，但从其职能定位上来说，是属于出版社的行政和服务部门的，这就对其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在进行人才选择的时候，要求内外兼修，标准很高。现在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优秀团队，成员间团结协作，各有所长。
从“引进来”，“走出去”，再到“走进去”
人大社目前的国际合作方式还是以版权引进和输出为主，而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到更加本土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版权输出方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脱离行政支持的这根“拐棍”，实现更为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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