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一位著作“不止”等身的学者。若干年前曾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获睹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共计54册，多达80余种著述，整整用一个大书架来陈列，假如堆叠起来，其高度也许有两个人的身高，真是不止著作等身。然而就是体积这么庞大的一个全集，其中还是有遗漏的，那就是在经济史方面并无专门的著述。1954年到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钱先生的弟子叶龙先生根据讲课记录整理成了《中国经济史》一书，此书今日在内地第一次引进出版，弥补了钱先生著述的一个遗漏，也让我们可以略窥钱穆经济史研究之一斑。
钱穆先生的著述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并不归功于《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著作，而应归功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史学名著》等通俗类的“述作”，这类书大部分依据钱先生的讲课稿、记录整理而成，这类书深入人心主要由于钱先生讲课的通俗易懂和条理清晰，加上对本民族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反观陈寅恪、陈垣这类历史学家的著作读者少的原因则是，他们从来不写通俗性的历史著述，他们的著作也比钱穆少很多，但相对而言，“二陈”的全集几乎都是“干货”，没有多少水分，而钱穆先生的这类通俗类历史著述则水分甚多，常常让人觉得同样的观点在不同的书里反复出现，出现多之后就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啰嗦可厌了。开始读《中国经济史》一书时，我也有此担忧，但好在此书比较注重中国历代经济事实的陈述，偶有评论也是点到即止。经济史是在历史学中算比较枯燥的，钱先生通过广征博引大量史料，清理出经济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结合一些传奇故事，使该书生动许多。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主张：“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思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此书中看到钱穆是如何将此原则贯彻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的。
中国的经济思想，钱穆先生认为约略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晁错、贾谊及董仲舒为代表，可代表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统制的计划经济。自经济立场言，亦可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可说是人道主义、文化主义的经济思想。另一派是司马迁极端放任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经济思想。钱先生认为中国历代以来轮番采用上述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之处。钱穆先生似乎更倾向赞同前者的经济思想，认为儒家的经济思想是文化主义的，可称为“轨物主义”。轨是轨道，物是标准，含有礼乐教化的意义。董仲舒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一特定之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平，不然生活上会造成不道德而骄；也不可低于某一标准，否则无法生存下去。此种思想亦与孟子相通，孟子即主张仁政必须保障民众的最低生活标准和必要生产资料。由此比较汉唐两代经济制度他发现，“汉代经济政策乃不准人民太富有，注重征收商税，节制资本，对人民不分田地，不平均地权，不理你穷成怎样，略似苏俄的共产主义；唐代则不收商业税，任由人民富庶，亦不让人民太穷，人人分田，平均地权，但不节制资本，略似美国的资本主义。”这种比较是否恰当有待商榷，其视角却颇为独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经济背景。
钱穆先生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认为科举制度是可以起到西方民主制度同类作用的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的特点就是选拔地方贤能参与中央政治，从而说明中国历来并非专制制度，从《政学私言》一书来看，钱穆的政治学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精英政治”、“贤能政治”。在此书中，他也能从经济制度上找到中国并非专制的依据，他说：“西方国家在民主政府未出现时，王室可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其弊病乃是不懂将国库与王室之税收分开管理。故西方要逼出民主政府，由政府设机构监管，才使财政上轨道，中国则不必有民主政府，早有一良好的制度了。”然而事实是，就中国历史上“贤能政治”最为发达的时代而言，中国体制最大的问题也还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如福山所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最早出现并成熟，但一直没能解决一个“坏皇帝”的问题。
钱穆讲授的这部《中国经济史》最大的缺陷是“头重脚轻”，宋代以前的经济发展讲述的篇幅内容较多、较全面，宋、元、明、清各朝则只有寥寥数页纸，特别是宋代经济只讲了其农业部分内容，对于宋代发达的商业、市民经济、海上贸易则完全付之阙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遗憾，不得而知。个人猜测，也许钱穆先生对宋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不如汉唐的熟悉程度。曾有学人认为，依据传统的读史方法，仔细研读史料，断代史与通史兼治的学者，一般读书到宋代以前的史料就花去了大半辈子时间，此时再去研究宋代以后的历史就力有未逮了。另一方面也与钱穆先生的史观有关系，在《国史大纲》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也就是说在安史乱后，中国历史走了下坡路，因而钱先生对宋、元、明、清各朝评价普遍较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时期，对宋代的评价甚高，今天研究宋史的诸多著作也证实了这点，但同时代的钱穆先生似乎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偏低，而且还有某些对宋代政治制度的误解和误读。当然，这些局限性对钱穆先生来说也不过是白璧中的微瑕，不足以掩盖先生在国史领域的成就。中国经济史似乎是一个缺乏经典著作的学术领域，相比较而言，侯家驹先生撰写的《中国经济史》则在通俗性方面不及钱穆此书，但在体系性和经济分析方面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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