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阎连科的小说理念中，真实被由浅至深地分为四种，即他所谓的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他用“控构真实”来指称由外在专断权力控制建构的虚幻真实，是最要拒绝和剔除的一种真实，而“灵魂深度真实”则是他心心念念要通过小说达致的最高真实。然而，在我看来，这四种姑且区分的真实即便成立，其构成也并非一条上升的直线，而恰恰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环。当他假借卡夫卡的名义向小说讨要某种属于写作者的霸权与皇权地位时，当他声称自己是写作的叛徒抑或写作的皇帝时，他最期待的所谓“灵魂深度真实”，也就无比接近他似乎最厌恶的“控构真实”。他对控构的所谓反抗，其实最终不过是对另一种控构的欲求，也就不过是一种农民起义式的反抗。
忽略了善，也简化了恶
小说家帕慕克看到，即便在那些受政权严控的社会里，杰出的小说也并不是以一种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暴民方式来发出声音，相反，这些小说迸发出的惊人的创造性和独特性，恰恰来自针对这种政权严控现状的认真凝视。在南美、俄罗斯、中欧、土耳其乃至伊朗等地的小说家那里，恰恰正是巨大的政治限制催生出巨大的创造力。
而在阎连科的小说中，尤其是新作《炸裂志》中，充斥的仅仅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抗，一种被外在政治强力压垮后的歇斯底里。
《炸裂志》的故事主线，是一个名叫炸裂的小村庄如何在“文革”之后几十年时间里，迅速从村到镇再到县、市以至超级大都市的蜕变过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阎连科问：“一个作家是否可以通过一部作品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的三十年，对当代人的内心进行审视？”《炸裂志》不言自明就是作家自己提交的答案。
要对当代人的内心进行审视，首先要对自己的心进行省察，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能力去理解当代人的心，进而才谈得上审视。纵观《炸裂志》，它呈现的，只是一颗粗俗简陋的心灵面对他所无力审视的真实世界时的癫狂，是洞穴人面对墙壁上跳动影子时的癫狂。他在癫狂中将真实世界粗暴地简化缩减成他有能力理解和抨击的影子世界，在那个影子世界里，不仅忽略了任何的善，更可怕的是，也简化了一切的恶。炸裂从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大都市，依靠的只有一种力量，就是金钱。在这里，金钱是抹杀一切个人差别的符号，一切行为和发展都是按照钱的多少来推动和运转的，而钱的来源只有两种，男盗和女娼；在这里，炸裂村所有的男人都跟着孔明亮偷盗，所有的女人都随着朱颖做妓女，最后，大盗和老鸨联合在一起，全村的男男女女联合在一起，建设成一个超级大都市。这真是一个天真光整的欲望世界。这个欲望世界没有人的存在，只有三样被简化到几乎已臻纯洁的恶，即金钱、权力和作为玩物的女人。
对恶的简化，源自一个人没有能力去理解善。热爱简化的人据说直奔“最高真实”而去的，但最终，不过滋生了一种新的欺骗。他将恶抽空，孤立于一切具体复杂的情境，为了达到他的“灵魂深度真实”，变得连基本的认识能力都在丧失。弗洛伊德说，“孤立是强迫症患者保证其思维的一贯性不会受到干扰的前提”。而阎连科在这本小说中呈现的看似流畅有力的思维一贯性，也正是因为，他把自己执意藏在孤立的硬壳中，拒绝一切干扰他判断的真实。
“植物化一般的顺从”
倘若仅仅如此，这本小说只不过平庸而已，还不值得批评。然而，当阎连科一定要坚持用所谓“内因果”、“内逻辑”、“神实主义”等生造词语来为自己小说中的一切问题辩护，当批评家们一定又不出意料地继续用奇崛、深度、反抗精神之类的美好词语来指认这位作家，真正严峻和迫切的问题才正式浮现。
阎连科所谓的内因果和内逻辑，并非事物内在的因果和逻辑，而只是“他内心”的因果和逻辑。在《炸裂志》中，主人公孔明亮从村长升为镇长，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就自动解开。阎连科对类似这种情节解释说：“(这情节)表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这里我抓住的是内因果，内逻辑，即在权力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植物化一般的顺从。”然而，阎连科抓住的内因果、内逻辑，不过就是自己的简单臆想罢了，这种臆想中的人性在权力面前的顺从，与其说植物化，不如说是“植物人”化。因为，在外在强力面前，即便是植物，即便是顺从，不同植物也有不同的顺从方式，何况是人，何况是有自由意志的各不相同的人。女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面对权力自动解开，这几乎可以视作《炸裂志》整本书的隐喻———在这本小说中没有任何属于人类社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纠葛乃至冲突，以至于不存在任何张力，源自“内因果、内逻辑”的情节和人物在叙述者的皇权面前真正做到了“植物化一般的顺从”。
略萨说：“小说的真实性当然不必用现实来做标准，它取决于小说自身的说服力，取决于小说想象力的感染力，取决于小说的魔术能力。一切好小说都说真话，一切坏小说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对于小说就意味着让读者享受一种梦想，‘说假话’就意味着没有能力弄虚作假。”阎连科的想象力，却是没有能力弄虚作假的想象力。
小说的真实，是对生活的某一种理解，是对人类情感的某一种理解。小说令我们完善，而不是更加残缺；是对命运的拓展，而不是限制；是讲述希望而不仅是欲望；是让我们感受到某种封闭社会的不足，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孤立个体的臆想。小说讲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经验和对自由经验的匮乏，而不仅仅讲述小说家作为暴君的自由与恐惧。在这样的意义上，随意指认阎连科的小说具有“反抗精神”，也是值得商榷的。他的小说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从来不会使人感受到另一种更值得献身的美好情感，也就不会真正引发任何对现实生活和命运的不服从。他的反抗，再重复一遍，是一种毫无创造力的反抗，一种被外在政治强力压垮后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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