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阮义忠摄影集《失落的优雅》（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7月），首先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第一页“代序：为失落的优雅补白”后那张摄影（埔里，南投县，1979年）：俯瞰视角中的一对母女走在蔗林小路上，背对镜头，走向地平线上的漫天浓黑。作者说，这张照片是他唯一经过暗房后制的作品。作为“纪实摄影的忠诚信徒”，阮义忠视曝光在底片上的影像为“事实的证据”，但“遗憾的是，一路走来，虽碰过很多动人的事件，却无法把深刻内涵尽数捕捉”。拍摄这张照片二十五年后，他以“告别二十世纪”为主题检视样片，母女俩的身影浮现出来。他猛然想到：“如果她们是走向一片未知之境呢？就如同黑泽明电影‘梦’中之景：背着写生架的画家走入凡·高画中的麦田，满天飞舞的乌鸦涂黑了苍穹……‘失落的优雅’的首张照片于焉诞生。”（代序）
那么，为什么要以黑色的苍穹代表“未知之境”呢？为什么与“失落的优雅”联系在一起？那对母女的背影身姿和行走的节奏确实无比优美，每一瞬间都是定格的“优雅”。但是她们正在步入未知的浓黑之境。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扑面而来，人在大地上无可逃遁，有些东西注定要消逝、失落。但也正因“失落”而使“优雅”成为永恒。
关于什么是“优雅”，阮义忠先生在不同场合有过不同角度的阐释：“克己复礼”，并落实于生活中；一种把自己缩小，天地反而会变大的境界；本分真诚地面对自己，坦然无碍地面对他人……他所理解的优雅不仅仅是言谈举止的风神气质，更是一种从容、平和、有序的生活状态和圆融、向善、朴素的精神境界。必须把这种“优雅”还原到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岁月中，才能真正理解它。作者曾自述：“台湾人曾是如此优雅，无论是工作、休息，举手投足，都展现着从容自在、安详平和。这是乐天知足的人才会有的容颜，是社会有序、伦理尚存、生命价值尚未偏颇才会有的景况。”（见www.nddaily.com的报道）而在台湾经济起飞的社会变动中，这种“优雅”的失落似乎是势所必然。
阮义忠正是在这段岁月中行走在台湾各处，以温馨而略带伤感的人文视角拍下了土地、房屋、海洋和凡人的容颜。农人在草丛小径上行走的稳健步伐是优雅的，自在如卧佛般侧躺在长凳上的农妇是优雅的，八家将艺人的对舞是优雅的，在翻修的商业大厦前清运废弃垃圾的女工的身段是优雅的……这部《失落的优雅》收录了八十一幅照片，并首次讲述每一帧照片背后的故事，他说：“希望这些作品能够提醒两岸的人们回望，在崇尚虚荣、追求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已彻底失落了优雅。”而对于“失落”，作者并没有彻底灰心，在本书的结尾他说：“人人克己复礼，许多失序的现象就能恢复正常，也才能再度找回失落的优雅。”（第166页）
既然是久已失落，当年被捕捉到的“优雅”就具有图像史证的重要价值，但似乎这一方面尚未引起评论者的足够重视。其实，我一直有这种看法：阮义忠的全部摄影作品就是一部台湾社会发展变化的图史。在该书中，“农夫与牵轮仔”（南投县鱼池乡，1979）中那只用来在插秧前的水田里划横竖方格的“牵轮仔”，真令我这个当年也在水田里插过秧的知青开了眼界，老农具的地方性中积淀着农耕社会的传统，而“优雅”的意味也隐寓其中。“时间长河与海防岗哨”（高雄县茄定乡，1988）定格的是台湾全长一千一百三十九公里的海岸线长达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管制史，丑陋而冷峻的水泥哨岗是戒严时代的见证。但是，“所幸，烧王船祭典及其他民间信仰在戒严时期均未受钳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善良风俗，即使在压抑的政治氛围下，也依然受到妥善维护，代代相传”（第118页）。这不是“弱势独裁”的另一种图解吗？“随风飘荡的台湾小调”（花莲县瑞穗乡，1978）记录了1978年12月16日台湾当局下令停止一切竞选活动之后的情景，“一向不关心政治的我，也不禁有前途茫茫、福祸难料之感，未来的变量实在是太大了！”（第67页）其他如花东海岸公路的运蔗卡车（1979）在艳阳下折射着台糖公司的转型，“几乎被遗忘的九份山城”（1976）演绎着寂寥与繁华的变奏，台北新店溪河滩（1981）景色的旧貌新颜，个中都蕴含着无数历史的细节。而更容易被忽略的是人的身姿、容颜、神情的岁月之变，所有远行、归家、望海、问天的优雅背影，都是平民史的真实图像档案。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这些摄影照片都是社会转型的心灵史图像。
读沈博爱《蹉跎坡旧事》（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从农村社会的个人故事中看到了传统耕读社会的基本伦理与自发秩序是如何在岁月中分崩离析，以及国家威权政治是如何天翻地覆地改变着每一户农人的命运。匆匆读完，无端想起杨渡主编的《激动一九四五》（巴札赫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三、四部均是对平凡百姓的采访实录，于个人微观的叙事中勾勒出1945年历史转折处的真实历程。作为平民百姓，“他们不懂政权，只知道要过咱的年、要吃年糕了……”；新竹的李和先生回忆完当年传唱的庆祝解放的歌曲之后说：“但谁都没想到后来的日子会这么惨！” (第259页)
沈博爱的命运是富于戏剧性的。生下没多久就被有偿出继给后来养育他的祖父母，在长大过程中目睹着土改与镇反的红色风暴席卷而来。而他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竟然是因为组织读书会而被划为“右派分子”，随后是逮捕、劳改五年、妻子离婚、女儿病亡、祖父去世。以后是在艰难困苦中重组家庭，继续生儿育女，同时经受着“四清”运动和“文革”烈焰的煎熬。劳累的艰辛与心灵的悲苦没有压垮他，求生的意志与中国农人式的智慧使他终于熬到了拨乱反正的一天。摘掉右派帽子，恢复教师，分田单干，命运对顽强的挑战者终于露出了笑容。
威权政治对人的管治包括对肉体和心灵所施加的摧残，这绝不是用“复杂的历史环境”等叙事能为之开脱的。第二章“土改与镇反”，把两者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我三哥沈湘溪回忆，土改要能顺利进行，就得扫除障碍，就得先整风，必须把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和一些浮头鱼一网打尽。”（第79页）另外，对审讯打屁股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执行打屁股的人都是贫农子弟，都没什么文化，他们把被打的人犯视为一坨泥，没有什么心慈手软。其实他们并非‘阶级仇恨’，叫打就打，叫停就停。”（第78页）话虽简单，却说中了暴力文化在社会基层普遍盛行的真实原因。“反右”运动中，一位姓喻的老师本来没有参与鸣放，只是因为担心自己可能有点历史问题而跳进开水锅自杀。这是所有自杀方式中最惨不忍闻的。“曾有人说：历次政治斗争都好像翻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楚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第179页）这种真切的心灵感受，是平民的个人史对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补充，是还原出一部真实的社会心灵史最不可缺少的部分。
获得平反之后，作者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怨恨愤懑，最大的感慨，是青春岁月在蹉跎中流逝。其实，所谓“蹉跎”，已经是幸存者的回首之语，多少不幸的人，早已在命运的摧残下无辜地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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