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施塔姆夫人（1899-1980）的回忆录，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记忆。
细沙似的恐怖。黑橡胶似的寂静。契卡人员头脑中一管无形手枪的不测风云。眼睛那受惊的漩涡。心脏承受不了的重负。身体稍一用力就会感到疲惫，连说话和散步都觉得累。耳朵警觉地朝向门口停下来的汽车和夜间启动的电梯，害怕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但客人还是会来，那些襟怀坦荡的密探，大剌剌地戳在你家门口，或大摇大摆地坐到你家中，问你最近都写了什么东西，能不能给他抄一遍？“这里有几段啊？什么也看不清楚，瞧这笔迹！瞧，我写字多棒！”密探说来就来，从不敲门。你必须对他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否则等于给了他任意编造的借口，麻烦可大了。“告密者们变得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无耻。”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是俄国著名诗人曼德施塔姆的遗孀。丈夫两次被捕，1937年12月死于海参崴的集中营。妻子活下来，1960年代初开始撰写关于那个恐怖时代的回忆录，1970年代相继写成三部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是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此书如此令人震撼，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无论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还是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无能出其右。
以前读茨维塔耶娃的传记，觉得她17年的侨民生活，特别是在巴黎贫民窟中的生活，简直是嚼不完的苦涩的艾蒿。现在，读了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就觉得茨维塔耶娃简直是身在福中了，因为物质上固然贫乏，精神上却很安全。安全感是仅次于阳光与水与食物的必需品，平常不感到可贵，甚至不觉其存在。所以，当别尔嘉耶夫1922年被驱逐，乘船渡过波罗的海的苏维埃边境，那份安全感失而复得，他不禁特地记上一笔（见《自我认知》第十章）。
在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笔下，人人自危的气氛笼罩始终，令人窒息，隔不了几页便有脑袋像蒲公英一样飞出去。“当恐惧和绝对无解的难题在大地上堆积，普通的存在问题便会退居次席。”（《大地和尘世因素》）以至于作者写道：“试想一下，我们也可以拥有这样一种伴着心碎、丑闻和离婚的普通生活！世上总有一些疯子，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生活，不知道应该全力以赴地追求这样的生活。为了这样的悲喜剧是值得付出一切的！”（《菜篮子》）怪不得当革命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之后，日瓦戈医生会感叹普希金写得好：“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而拉拉会说：“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
生计无着，丧家狗一样没有个窝，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茨维塔耶娃写诗赞颂她在巴黎稳固的书桌，这对曼德施塔姆来说简直是奢侈，他偶尔才能借用一下别人家的餐桌写下他头脑中形成的诗篇。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后没有住处，她向作协书记法捷耶夫求告，却连一个平方都不给。曼德施塔姆更窘困，被作家组织捆绑了20年，没有作协的许可，就连一片面包屑都得不到。阿赫玛托娃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她在大饥荒时代的贫穷，曾令目击者失声惊叫。因为“对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35岁的阿赫玛托娃“老太太”不得不领取每个月70卢布的“养老金”。曼德施塔姆发放的则是“退休金”。也不算冤枉他，因为他衰老得太厉害，四十出头就被唤作“老头子”，在集中营里五十多岁，看上去倒有七十左右了。
这就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三位最杰出诗人的命运。
回忆录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沙皇的监狱远没有新时代的黑暗。“有些人熟悉沙皇时期的监狱，那时的监狱也绝无人道可言，可蹲过沙皇监狱的那些人却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即当时的被捕者要健康得多，他们的心理也保持得更好，远胜过如今。”（《错觉》）这也证明别尔嘉耶夫所言不虚：“契卡的监狱十分艰苦，革命监狱的纪律要比旧制度监狱的纪律更为冷酷。我们处在就监狱里不曾有过的绝对隔离状态中。”沙皇流放人犯不会牵扯到家人，但斯大林用的是斩草除根的灭门法。政治犯的孩子也会集中到特设的地方，被视为将来的替父复仇者，其命运不问可知。对流放者而言，更可怕的是民众的冷漠，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对囚犯们表示怜悯已经不被允许，遑论施舍。而在沙俄时代，十二月党人是在民众崇敬的眼光里踏上冰雪历程的。斯大林时代切断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根。
但是，娜杰日达的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为保存记忆，给一代高贵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怎样在国家使用的暴力、谎言和杀戮面前被毁灭提供一份备忘录，也就是说，不仅仅具有反映那个时代的广度及真实度，此书真正非凡的价值在于反思那个时代的深度。娜杰日达将夹叙夹议的写法贯穿始终，她总是在描述场景与事件之后，加以精到的评点和细致的剖析，使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有着赫尔岑《往事与沉思》式的凝重风格和透视历史的犀利眼光。在冷静地记述非人间的苦难的正文空白处，眉批一样散布着振聋发聩的警世与醒世之语，直钻入我们的骨髓里去。
在书中，作者一再追问：面对暴政，为什么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逆来顺受，表现出惊人的自制力？
我们善于在夜间被抄家、亲人被逮捕之后赶去上班，在单位面带一如既往的微笑。我们必须微笑。左右我们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对自己亲朋好友的担忧，以及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礼仪规则。（《另一边》）
娜杰日达认为，当一切都被剥夺，什么都不再剩下，就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作者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嗜睡症”和“心理瘟疫”。在1930年代苏维埃国家宣传机器的轰鸣声中，苏联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心理盲目水平，完全丧失了现实感，对身边每天发生的精神与肉体的酷掠视而不见，害怕交往也失去了交往能力，人人躲进自己的角落，将自由的权力让渡给统治者。知识分子没有能坚守独立性，娜杰日达说，其“自我毁灭”，乃“共同犯罪”！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作者冷静而痛切地一再指出：是全体人民被“历史”与“进步”这些大词儿忽悠和裹挟了去。“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由判断。”（《非理性》）这是一种新宗教，其核心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战无不胜的真理，一旦掌握，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意志改变历史的方向，打造未来的天堂。于是，当一种思想被视为科学，而所谓科学上升为宗教，人人都被这一宏大愿景烧灼了血与神经：
信徒们不仅相信他们未来的胜利，而且还坚信他们将造福全人类，他们的世界观中有一种独特的完整性和有机性，足以构成一个最大的诱惑。前一个时代就曾体现出对这一目的的渴望，渴望从一个思想抽取出关于世间万物的所有解释，一劳永逸地将一切带入和谐。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心甘情愿地弄瞎自己的眼睛，盲目地紧跟领袖，不允许自己将理论与现实作比，并进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作出评判。正因为如此，现实感逐渐丧失殆尽，要知道，只有重新获得现实感，才有可能找到始初的理论错误。还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计算我们究竟为这个理论错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才能验证，“我们的大地抵得上十个天国”，这句话是否能当真。付出天国，我们是否真的就能获得大地？（《毁灭之路》）
前不久我曾为文介绍过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到芬兰车站》，这位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文人，虽然对历史的决定论的圣物崇拜有所警惕，但也深陷于对这种历史解释的力量的迷恋。历史成了他的心魔。所以，我们不难理解，1930年代的苏联，何以人人都生怕置身于“革命”的壮举之外，生怕“历史”的伟业没有自己的份。最近读到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的《纸老虎》，写1968年巴黎学生风暴的故事；也读到野夫的《身边的江湖》，其中一个写知青去缅甸参加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最终却沦为武装贩毒者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那都是去创造历史。人类至今还是结绳记事的，1789、1848、1871、1917、1949、1968……都是历史的绳索上打的结。
但是，大写的历史是以小写的人为原料的。当听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时，法捷耶夫举杯祝愿诗人的魂灵安息：“他们杀了一位大诗人。”曼德施塔姆夫人说，这句话若是翻译成苏维埃语言就是：“砍树总得飞木屑。”杀人，然后用历史必然性为自己开脱。而人，只是物，是螺丝钉，铺路石，是木屑。斯大林治下的残酷现实，让诗人曼德施塔姆想起埃及和亚述的建造者们，“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乃是一种理想的归位。
我们已经走出了大历史，进入了小时代。但是我们应该庆幸，对正常的人类生活求之而不得的曼德施塔姆夫妇也会为我们庆幸：时代小一点，苦难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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