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
一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
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那些“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早已溃不成军的反叛者们”失败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从来没有过一支严密的队伍），不是再度出发的战鼓（所谓战鼓只属于那文字还能召唤人们的时代），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 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的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的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虱子（“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 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于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唯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二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没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之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一个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的少先队员。由于绝对真诚，全部自我都与那革命的神圣同一。后来发现了神圣的虚假，同样由于绝对真诚，又不自觉地与之疏离。疏离的过程，是苦难的历程：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 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一九七五年，不到二十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走出了给定的信仰，回不了正统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 ）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现在海外的《今天》，已不是当年的《今天》。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数据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 （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著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官方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 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一九七四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反党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 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当局发现“一网打尽”。
那些年，“一网打尽”的故事遍布城乡，多到无法统计。纵能统计，也只是数据：帽子数据，劳动力数据，非正常死亡数据等等。所谓“人”的发现，竟然起因于忧伤，也令人悲哀。
四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 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为此深深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 别的 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 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 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唯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 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五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 美化，直至死 。与其说是想响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 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 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 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的“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 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 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德。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省下、偷偷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 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 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所谓“政治是肮脏的”，也是历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 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六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 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 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能逃脱。出狱二十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那种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际关系是有条件的：没有了奥威尔式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有从那样的关系得到的快乐。她受到老大哥的关注是她为她的快乐所付的代价。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极权主义、拜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摘自《半生为人》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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