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她嫁给了一位俄国诗人，而后成为诗人的遗孀；我们知道她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画家，如果没有嫁给奥西普·曼德施塔姆这位阿克梅派诗人；我们还知道她原本可能不会写作，但是某种保存记忆与生存的信念致使她挥笔写下三本回忆录，那段恐怖时期的历史经历使其成为了一名作家，历史的见证人。
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87年的诺奖受奖辞中，提到了他诗歌金链上的几位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其他时刻他还提及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身影，这些光的源泉，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时代中都保持了一种绝对沉默的姿态，但是这种沉默通过布罗茨基的写作和呼吁在大洋彼岸获得了遥相呼应。相对于后三位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多少有些陌生。这种陌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诗歌写作中象征主义风格，对文化色彩的眷恋，对古希腊神话的隐喻的借用。与其他几位诗人对日常生活、自然风景的关注不同，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是最具有文化意味的，仿佛对诗歌进行了二次加工一样，有人甚至称呼他写的诗歌是“诗的诗”。这样的诗歌自然对理想读者有着更高的要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曲高和寡—幸好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通过另外一种曲折的方式获得了倾听，在德国另外一位诗人保罗·策兰通过翻译寻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同类。当然，除了诗歌本身的特性，阻碍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曼德施塔姆的，是他苦难而短暂的一生。
曼德施塔姆1891年出生于华沙的犹太商人家庭，1938年年底死于苏联的集中营，具体死亡日期不详。短短47年之间，尤其是在俄国革命之后，他不断地卷入政治迫害：1918年他与一位契卡人员勃留姆金为了拯救波兰贵族起了争执；1934年他打了苏联作协的领导阿·托尔斯泰。当然，这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在1933年创作了一首诗歌，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粗壮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被认为是影射斯大林，诗人从此遭致一系列的迫害和流放，直至死亡。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书正是从逮捕诗人的一幕开始，并非偶然，因为这是他们一生厄运的开始，也是从这个时刻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白色恐怖的阴影如影随形，死亡成为了人们的常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消失，乃至于所有的生活都成为了死亡的练习，放逐与流放反而有了几分“宽恕”的意味，就如同我们在这种苦难的深渊中渴望一种奇迹的降临。曼德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询问曼德施塔姆是否为大师的事迹，就被宣扬成了一种领袖热爱诗人的“奇迹”。但在《回忆录》中，娜杰日达把这种奇迹的发生归于一种目的：即将人们的注意力由牺牲者转向仁慈者，由流放犯转向奇迹的缔造者，因为一个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奇迹的效果便越强烈”。娜杰日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奇迹的虚幻之处：“在对这一奇迹进行讨论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斯大林为何会对诗人网开一面，竟然认为需要拼了老命去救落难的诗人，与此同时，他却绝对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朋友和战友一个个地送进了坟墓。”据说，原本受到奇迹的感召而正感到荣耀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听到了娜杰日达的这个分析后，浑身发抖。
布罗茨基说《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不仅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阅读指南，更多的意义在于“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以为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由于诗人的逝去，我们看到了他文学生命另一种延续方式，通过诗人遗孀在无数个黑夜里默默地吟诵和记忆，通过她耗尽后半生的回忆录写作，通过她从凝练的诗歌技艺转向散文写作。
也许娜杰日达成不了伟大的诗人，但是通过她的写作我们却看到了那个时代中许多诗人的生活。她的回忆录写作从诗人的生活中提炼碎片和记忆，不但描述了苏联白色恐怖时代里艺术家的生存状况，还重构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文化氛围。正如布罗茨基说的那样，娜杰日达的评判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她的痛苦独一无二，而是因为她从最为优秀的诗歌里获得了滋养。苦难并不是艺术的土壤，苦难会摧毁艺术，杀害艺术家。大恐怖时代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噤若寒蝉，那些敢于直言的人也被驱逐出这个庞大的帝国，正如布罗茨基被驱逐一样，那些流亡到帝国之外的艺术家反而成就了二十世纪最为璀璨的艺术。布罗茨基在海外对他的俄国诗人前辈的敬仰和宣传，某种程度上也是复活了一种被遮蔽和掩埋的伟大传统。
我最早了解《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就是通过布罗茨基写过的评论，如今他的《文明的孩子》和写给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一篇悼词》成为了这本回忆录最好的诠释。在我看来，任何其他评论在这样伟大的文字面前都不免相形见绌，但是阅读这些回忆录，心中不免有一种敬意油然而生，好像只有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化中才能滋养出这样的文学，几乎没有一种文学会是以这样的一种面目出现：它是由一位原本不会成为作家的画家书就的，她的一生就是为了在与帝国的对抗中，用回忆的书写复活自己的丈夫，原本以背诵诗歌的形式，现在以散文书写的形式。我们不知道是那个帝国的残暴成就了这样的“遗孀文学”，还是这种“诗人的散文”成就了那个帝国文学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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