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在书房。
朱永嘉注释的《唐六典》、《吕氏春秋》等古籍。另一位注释者“萧木”实为王洪文秘书肖木。当时，朱、肖都属“敏感人物”，出版社不得以用了化名，朱永嘉所编另一套丛书《传世藏书》署名“朱允佳”。
朱永嘉所藏《资本论》，“文革”后期购买，在监狱中重读，内页写有当时的读书笔记。
“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朱永嘉领导下，编选了这套文艺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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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著
出版时间：2012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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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复旦老学者朱永嘉论史作品，重启改革话题）》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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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83岁的朱永嘉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一号楼，这是一栋两层的老建筑，木式楼梯，顶层有阁楼。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建好之后，这里住的是日本校级军官，二战胜利之后，复旦大学系主任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搬到这里。朱永嘉提起，当年的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就住在旁边的17号楼，1947年陈望道还是新闻系主任时，全市大逮捕，陈望道就在这里保护过“左派”的学生，让学生躲过搜查。当朱永嘉搬到第一宿舍时，已经是“文革”初期的冬天，随后他因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而在政治上风生水起。如今，房子已旧，老屋里满满当当住着他和儿孙三代人。
朱永嘉的书房在一楼。昏暗的光线下，书房里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一角的柜子上摆满药片，紧贴两面墙的书架直抵房顶，藏书书脊大多已经磨损，有的落满尘埃。两张简单的老式红漆木桌搭在一起，上面也挤满了资料和书籍。主人扭开电灯，屋子才稍显亮堂，颇有些青灯黄卷的意味。来访时临近晌午，朱永嘉家里保姆正在不远的厨房准备午饭，油花滋啦声、刀铲摩擦声起伏，一派热烈，在浓重烟火气中，朱永嘉从容讲述他的故事。
读历史，下苦功夫
“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是读书人嘛。”朱永嘉生在商人家庭，父亲是做玻璃生意的。“家离福州路很近，我的零用钱也没有限制，就去书店买书。”1948年，他在上海清心中学高中部读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时爱看鲁迅的书，里面对旧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得很多，有社会正义感。”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就入了党，参加工人运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作品也随之慢慢纳入他的视野。
“我的世界观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朱永嘉说，“在这个基础上，很自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950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按照组织安排，两年之后他就开始专注学生工作，成为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先后任物理系、数学系支部书记，后来因为健康问题终于在新闻系书记任上退了下来，“太累了，我肺不好，开刀切了一半。”也因祸得福，“在反右中逃过一劫”。退下来之后他才开始专注于业务，“之前都没怎么细读书”。
这之后，陈守实是朱永嘉受益最多的老师。陈守实在中学时就师从吕思勉，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梁启超。“他是很早接触马列主义著作的教授，和我党的关系比较密切了。他的很多观念对我读书很有启发，比如说要了解中国历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了解西方历史根本的问题是‘商品’。他专门开土地制度史这门课，还有周予同的经学史史学史，我跟着他们学。”
读历史还是要下苦功夫，朱永嘉根据师长辈的要求，啃下《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他当时还去北京参加过郭沫若编中国通史的会议。但他认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史学系统比西方的要系统、完整，说老实话，读中国历史不能读中国通史，因为中国通史编辑体例从西方来的。你要学的东西是人物，他在特定环境下怎么生存的，他的生活条件、遭遇怎么来的。”
“文革”前后，大起大落
1964年，朱永嘉参加写作组写反苏修的文章，当时组长就是姚文元。后来在学雷锋运动中，他和朱维铮、王知常、吴瑞武等人组成集体创作组，用笔名“罗思鼎”(螺丝钉)发表文章。朱永嘉这样一个普通的历史老师开始步入政治舞台。
如今这些历史痕迹不难在家中书房找到。他家里有一套“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编选的文艺丛刊，除了那本大名鼎鼎的“石一歌”《鲁迅传》，还有《青春颂》、《朝霞》、《千秋业》等“红色作品”。另外，还有“文革”中的“灰皮书”以及杂志《学习与批判》、《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等。这些都是在朱永嘉主持之下编写的。“‘文革’中，所有的刊物都停掉了，小说创作要想办法恢复，因为拍电影要有小说，我们就试着搞文艺丛刊，后来编辑出版了，还有社科类的一套书。”他回忆说。
“文革”末期，朱永嘉先是隔离审查，而后是判刑。隔离审查的时候，家里的书基本都被抄走了，“都送到宣传部了，后来不知去向”。他让母亲给他买一套二十四史，外加一套棉毛裤。“这套二十四史跟着我到过北京秦城，到过上海提篮桥，至今还在身边。”朱永嘉说，“隔离那么长时间，人家也许很难过，但我在里面系统读书啊，等于面壁修行一样。”
后来陆续带进监狱的还有《资本论》、《史记》等等。狱中，他还给犯人上课，教大专班，“没有这些书就没办法上课”。出狱后，公职、党籍没了，但朱永嘉照样还能去复旦历史系资料室查资料和看书，“他们至今还给我很多帮助”。
读历史要为现实服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永嘉重回书斋，教书整理古籍。《吕氏春秋》、《唐六典》两部作品，是朱永嘉最看重的。译注《吕氏春秋》为他打下学术基础。之后做《唐六典》花了五年的时间，大约二百八十万字，“过去没有人整理过《唐六典》，我有了这个基础，做工作就方便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税收到军队，涵盖中国封建社会完整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和人事制度，这样再去看《史记》和《资治通鉴》就活了。我们现在的制度 还 离 不 开 传 统 思维。”
“不要为个人恩怨、得失纠缠不清。”历经风云变幻的朱永嘉说，最近他在重读柳宗元，因为毛泽东晚年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就开始重新分析柳宗元。而朱永嘉重新解读柳宗元也不无现实考量，这是毛泽东教给他的“读书方法”。1975年重病之前，毛泽东要上海市委写作组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的古文，“比如我标点注释《晋书》的4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毛泽东还校对出了我们没校对出来的错误。这些文章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朱永嘉认为，1972年毛泽东提出“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就是从《明史》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衍生而来。“怎么读历史？不是死读书，不只是考证文章，而是充分用中国的文化，落实到怎么样为现实服务上面。”归结到自身，他说：“我八十三岁了，也不会做官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其他意图了，读书还是要有抱负，为名为利就离开根本目的了。”
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1931年出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总负责人。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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