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出版物中的邓之诚先生并不是一个激烈的人，可是在日记这块精神的自留地里，却满是精神的麦芒，颇多直言不讳的酷评。读了据日记选编整理而成的《邓之诚文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我们才真正明白他的“纪旧闻，说往事”，以及《清诗纪事初编序》中“自恨疏劣，未敢妄下雌黄”、“以史自命，非所愿闻”之类的谦辞，不过是“饰以他语”的故布疑阵。《札记》大体内容有三类：一是购书录，且多记录燕京书林变迁；二是题跋录，每日读书有所得即笔之于书，邓先生的《桑园读书记》、《清史纪事初编》以及最近出版的《邓之诚读书记》中的题跋多可在书中找到；三是人物品藻录，涉及民国以来的人物，内容十分丰富。伦明曾说邓之诚善于“藏否人物，笑嬉怒骂，皆成文章”，而《札记》就可以当作日记体的“新世说”来读。关于这一点，冯永军先生《五石斋品藻录》一文谈胡适和陈寅恪非常详尽，本文则从史学二陈的角度着眼。
《邓之诚文史札记（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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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作者：邓之诚 著，邓瑞 整理
出版时间：2012年04月
建国初期的北京城里，“二陈优劣”可能是一个类似魏晋清谈的私下话题，仅《札记》就三次提到。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遂过孙楷第旧谈，谈及二陈，予谓正赖此辈为世人所重，我乃得为逸老耳”。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同舍(聂崇岐)来，偶及二陈优劣，言：赣陈优于粤陈。问朱宝昌，亦云然。此何可使粤陈闻之？予谓两人有学与否，姑不论，而非史学则可断言，然必以史自居，吾未如之何也已。”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陈援自称与向达划清界限，又称虽年老而有志学习马列主义。盖向达独称道陈援，以与陈寅恪同称二陈。陈寅恪曾公然要求不学马列，故陈援不得不分辨也。”这几段话不长，意味却深长。首先是邓之诚对二陈的史学评价甚低，甚至不认为他们的学问是史学，这听起来不免让人吃惊。这实际上是邓氏与二陈的史学观念和治学路径的差异所致。许冠三曾把陈垣归入考证学派，其治学特色即“土法为本，洋法为鉴”；又把陈寅恪归入史料学派，其治学特色是“喜聚异同，宁繁毋简”。姑不论其学派归类是否科学、评价是否确切，二陈却都是公认的新史学的中流砥柱，而邓氏则是为数不多的旧史学的信徒。邓之诚之所以把二陈的学问一笔抹倒，是由他的史学观决定的，并不仅仅出自个人的好恶。他之所以大肆攻击胡适，也是如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之诚“逸老”身份的自我设定。与陈垣、张东荪不同，邓似乎选择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不管闲事，一心读书，同时又绝不愿被人随便摆布。因资格较老，邓氏在建国初期颇受优待，不仅准许退休，且原薪、原屋。但是他并不想与政府走得太近，经常托病不去开会，以至于有人说他“倚老卖老，好批评人，什么会都不去”。这种相对逍遥的态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他曾别有意味地把文人分为两类：“晨间，适翻阅《翁山文外》一过，知古今文人不出两类：一为达而在上者，称颂功德，鼓吹修明者是也；一为穷而在下者，憔悴忧伤，即物寓慨者是也。以翁山与徐乾学、高士奇、张英相较，此义自明。今日非无翁山其人，无此才笔耳。”此语虽意在刺讥郭沫若，却更像是一九四九年前后两类文人表演的生动写照。《札记》对陈垣的品藻，即是基于这样的冷眼。一九四九年之前，《札记》对陈垣的讽刺很少，甚至还有与余嘉锡、沈兼士等人为其庆生的记载，可是到了建国前后，对陈垣言行的记录明显多了起来。陈垣与胡适的公开信，是当时北方知识分子采取合作立场的一个标志，激起了很大的反响。邓先生的日记，起初还只是平淡地记录事件，次年三月听萧正谊谈起胡适的答书，写道：“全猜错了，考据之不足考如此。然陈正以为得计，而胡乃指为赝作……奈何！”(1950年5月28日条)更妙的是六月二日记不应徐乾学之聘的陈学洙之语：“吾生平未尝有私情，中不中，命也，半世守节，老而失身，可乎？”邓先生加案语：“乾学网罗人才，一时文士无不出其门，若(周)筼与学洙，诚可谓自好之士已。”这段“闲笔”，实在不闲。至于陈垣开始穿蓝布制服，报纸采访尊为学人，在师大中骂胡风一党以撇清关系，日记中都不忘记上一笔，可谓纤微必书。而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所记，则是一个总结：“报载：陈垣《当给我的新生命》一文，自述军阀时代，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我所知者，民初，陈为梁士诒私人秘书，众议院议员。辛酉，梁组阁，得为教育次长代部，后复携贰，以居间买东坡《书髓帖》，通好于徐世昌，无所遇，乃投曹锟贿选票，得八千金。后与李石曾、马衡合谋说冯玉祥逐宣统出宫，事后惧祸，避居大连半年。罗马教皇纳英敛之之意，设辅仁大学于北京，英推张相文为校长，张力让陈为之。北伐成功后，得李石曾之力，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长。辛未，专任哈佛燕京社学社时，托陈振先向蒋中正‘输诚’，竟无所遇，乃喟然叹曰：最后一条战线，只有辅仁大学矣。翌年，乃谋回辅仁大学校长，以至解放。今以诸葛自比，未免太不伦类。”这篇小传极得史家笔意。其实以陈垣的世故，早已料到邓之诚会议论他，故一九五五年初曾托人带话给邓，说邓“喜雌黄人，令彼害怕”。邓氏虽未公开批评陈垣，却还是在日记里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他的批评，与他《清诗纪事初编》序言中所说的钦佩前人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观点一致。
邓氏与陈寅恪的关系有些怪异。寅恪先生曾托人多次问候邓氏，并曾寄示诗作，不过从邓之诚的角度来看，这未免有些谬托知己的隔膜感。《札记》对赣陈亦多讥讽，如听说寅恪先生将要担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邓氏说：“然则陈君何必吟谤诗乎！”又听说寅恪先生将北上任研究员，且约法三章，邓氏云：“所谓郁陶，然后有忸怩欤？”不过较之粤陈要委婉多了。其实邓氏与寅恪先生在易代之际的表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在著述方面都选择了明末清初，陈先生写作了《柳如是别传》，邓先生编撰了《清诗纪事初编》，二书体例不同，方法有异，立意却有相通之处。他们的著述都用文言，反对趋新附势，都有一种强烈的乱世沧桑感，都对国民党没有好感，都与新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邓先生的史学，推崇《资治通鉴》和顾亭林，对宋明记载之书高度评价：“宋明人纪载之书，千载难继，不独赏其钻研之功，即剪裁之功，何易企及？余窃有志于此，正恐精力有限，杀青无日耳！”(1936年7月24日条)他心目中的史学，“上则能辨治乱得失，次则知人论世，非史评之比也，若世间所贵，钱、王考补之学，瞠乎后矣”。(1959年12月6日条)而寅恪先生也最为推崇《资治通鉴》，曾有志于撰著中国通史。不过二人的差异也很明显，邓先生的见解还是在传统史学的话语圈子里打转转，治乱得失、殷鉴不远之类的套语和道德评价的泛滥多少显得空洞，而把新派学者——— 如梁启超、胡适——— 等人视作文化、学术上数典忘祖的罪魁，则恰恰见出其局限性来。而寅恪先生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又能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对新学、旧学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闳通和博大。但邓先生对寅恪先生的史意诗心缺乏足够的了解，心里始终存着史观的芥蒂，对他的批评，不是品格与节操，而是以史学观念和方法为主。
邓先生的“二陈优劣”论，有着一九四九年前后知识分子如何立身处世的大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先生的学生为他作传，曾提到有人怀疑《清诗纪事初编》大量记载明末之人，乃是作者以明人入清自况。这一说法虽遭到了周一良等人的批驳，但是未必没有道理。《清诗纪事初编》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诗证史，表彰那些不慕荣利、耿介不俗之士，以求“廉顽立懦，救敝起衰”，背后有着时代的影子。考辨史实真伪与诗人生平并非作者的主要目的，而借此揭示治乱兴衰的历史变迁以及赞美易代之际高尚之士的气节与美德才是归宿所在。邓先生的史学成就与二陈虽有一定差距，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很值得思考：新史学是不是只剩下了考据和方法，成了学者们为稻粱谋的门路，而不能“辨治乱得失”了呢？邓先生也许确实没有料到，在随后的各项运动中许多著名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被时代风会所左右，要想像赣陈那样独立不迁，不是仅有学识就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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