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哈里·科斯
科斯与妻子生活非常幸福。
科斯与中国助手王宁。
9月2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布讣告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于当天在芝加哥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在经济学界，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科斯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一代大师，很多当今成名已久的经济学家，都是读着他的文章和书，汲取着他的思想，从经济学的孩童变成大佬的。
尽管他本人对别人津津乐道的“科斯经济学”或者“科斯定理”，没有什么兴趣。但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真知灼见，经济学应该研究真实世界，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共识。而在科斯提出这一观点时，西方经济学界正在疯狂地追求经济学数学化和抽象化，陶醉在自我构造的理论模型中，而这样的模型与实际的生活实有多大关联，却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像很多后来被证明伟大的人物一样，他从开始大家的盲点，也是他的困惑，侧身进入经济学殿堂，以异端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科斯发现的“交易成本”是什么？
与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泰斗们不一样，科斯不是一个高产的研究者，也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属于那种把研究问题和发现真相作为终身追求的经济学家。
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被用在了观察、思考和办杂志，而不是动笔写作。从193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开始，一生中，他发表的有影响的文章只有5篇论文。可正是这5篇论文，改变了经济学的方向，也改变了普通人观察世界的角度。
199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张五常在台下问同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你如何看待科斯获得此殊荣，弗里德曼说，“你是说台上这个人么，他早就该获此奖了”。那年，他已经81岁，距离他写出第一篇论文，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也就是60年。
在科斯发表的几篇论文中，从题目上看，主题好像并不统一。但实际上，如果细读起来，每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却是一样的。
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但被人忽视的问题，在真实世界里，交易成本是否可以被忽视，如果不能忽视，那么，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效率？他告诉我们，在真实的社会经济世界，交易是有成本和费用的。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如此简单，几乎无需多言。每一个生活在真实社会里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到，与别人交换某些东西，是很麻烦的事儿。
比如，你要买房子，一般而言，要付出巨大精力、时间以及钞票（中介费），才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可找到后，还要和房子的主人，勾心斗角，讨价还价，心力交瘁后，终于下定决心，和卖主达成协议，在这个过程，你和卖主都能够深切感受到的交易成本。如果协议在签订之前，你突然发现因为以前对信息收集不准确，这栋房子竟然因为质量太差，不但漏雨，还掉墙皮，根本不适合住。交易失败，那么，之前为达成此交易而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则瞬间付诸东流。
在没有认识到交易成本存在之时，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假设市场是可以“出清”的，也就是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可以根据产品价格表，自动地走到一起，并达成交易，在市场上，不存在卖不出去的卖主，也不存在买不到东西的买主。当然，真实世界从来就不是这样的，这种理想状态仅存在于研究者的想象之中。
那么，如何解释买主找不到卖主，卖主等不来买主和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交易呢？还是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为我们揭示了真相。与交易相关的信息收集、合同签订等交易行为，是有成本的。因为交易本身并不是免费的，那么，一旦出现交易带来的效益小于成本，那么，这样的交易就很难成功。
举个例子，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真正和自己白头偕老的配偶，这个大概没人不同意。在现实中，大部分人的婚姻则比较失败，只有很少部分人愿意宣称自己活在幸福的婚姻中，但他（她）提出的理由总是让那些感到不幸的人觉得很牵强。
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找到幸福的婚姻呢？大概原因是，婚姻本身被可以看成交易行为（当然，这很不符合大家习惯的看法，在这里也就是打个比方），那么，每个人都意识到，面对的异性实在太多，发现对方是否合适自己，可能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一生的努力，而这样的代价显然没有多少人愿意付出。
那么，如果存在从始至终绝对幸福的婚姻，在婚姻“市场”也是小概率事件了。因此，婚姻“市场”总是难以“出清”，男人一生在问，“自己究竟爱谁”，女人一生则在问，“究竟谁爱自己”。
企业是如何诞生的？
市场不能保证满足大家心愿的交易完全成功，那么，人们总是要解决那些市场失灵的问题。企业由此诞生。
在科斯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企业内部，可以运用权威和指令，降低自由交易的成本，以至于那些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的合约得以实现。
那么，既然这样，企业的规模应该是无限扩大的，可我们知道，企业管理也是有成本，发出的指令能否被有效实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这些指令能够被一丝不苟地落实，指令是否正确，也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发出指令的人理论上根本无法收集到完全的信息，即使收集到也不能保证对已收集的信息判断完全正确，因此，发出有悖于实际的指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那么，这时候，落实这样的指令越到位，则浪费的资源就越大。特别是企业规模越大，面对的信息更繁杂，对信息判断失误概率也越高。
科斯认为，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张。既然不能无限扩张，在停止扩张的地方，就应该是市场和企业都能发挥各自最大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地方。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市场，只有企业，国家就像一个大企业，而每一个人都是企业的员工，他们生活、生产目标和行为规范，都来自于组织的命令。但如此大的“企业”，组织成本则会很高，以至于完全抵消了科层组织的效益。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逻辑就是不断缩小“企业”规模，把来自组织的权力交给市场，并找到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当然，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可实践证明，我们确实还没有找到。
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寻找尽管目标很明确，但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直到今天，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最优边界不是静止状态，而是动态的，因此，改革就是动态的，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科斯是一个善于打造钥匙的人
交易成本的概念在经济生活中应用很广，可以把它当作解剖很多问题内核的利器。
1964年以后，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但并不是在经济学院，而是在法学院，他创办《法律与经济杂志》，并担任主编，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法律问题，或者说和权利有关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
他在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在开篇就讲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一头牛是有权利去吃农夫的麦子，还是农夫有权利不让牛来吃自己的麦子。在科斯分析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把社会风俗和道德的因素拉进来，纯粹从经济效益角度来思考。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让人纠结，因为养牛人和农夫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但科斯认为，如果养牛人和农夫之间谈判等一系列交易活动的成本为零，则不管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从效率角度看，农夫和养牛人之间关于“公共权利”的交易行为都可以使产权的配置达到最优。
这个问题可以和很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比如，我们如果把对河流的产权给了在下游的居民，那么，在上游的工厂如果想在河流里排出废弃物，就必须从居民手里购买污染权利。相反，居民要保持河流的清洁，就必须向工厂购买河流的产权。但不管如何确定初始的权利安排，这样的交易行为都可以依靠市场交易来实现，当然，如果有交易成本，这样的问题就很复杂了，比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损失评价不同，对交易价格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由于居民人数太多，意见很难统一的，完成和工厂的交易，几乎不可能，即使闹到法院，也是很难办的。
科斯从理论上告诉我们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只是他提出时，正好是反着说，他假定了一种极端而不可能的前提——交易成本是零，来突出交易成本的重要性，正如牛顿第一定理假定没有摩擦力情况下，物体是如何运动的，来突出摩擦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一样，科斯的价值不在于他对现实问题提供了多少高明的答案，而是使大家在解决问题时，不会出现因对问题的实质理解有偏差，而拿出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
在科斯以后的经济学家里，有诺斯、威廉姆森、阿克罗夫、斯蒂格勒、斯蒂格利茨等数不胜数的天王级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把科斯发现的问题拓延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领域，科斯的理论给了大家开启认识真实世界的一把钥匙，而那些聪明的人拿上这把钥匙，又打开了很多扇大门，使自己成为另一个新天地的发现者。
从经济理论上，评价科斯的贡献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对他改变经济理论发展方向的巨大功绩，无人能否认。
但他对我们后来的经济学产生的更大贡献还不仅仅理论发展本身，对人们如何看待经济学这一学科，如何确定经济学研究的功能和方向，也是功莫大焉的。
他主张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把观察现实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把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经济学的努力方向，而不是在教室和讨论会上，去思考想象出来的问题。
他认为，“黑板经济学”除了有助于思维锻炼外，对现实却是无益的，他自己从不搞这样的经济学研究。
在他写的论文中，很少使用高深而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他更多的是在发现现实问题，然后，用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结论或者看问题的方向。
所以，从表面看，他的论文很容易看懂，但他的论文很难模仿，他重视分析的思想性，而不太重视分析的套路。正如练武的人很容易和精通套路的人学习打拳，但很难和风清扬、独孤求败之类的武林高手练习武功，这些绝世的高手们都是不看重套路的，甚至还要求弟子忘记套路。
科斯与中国
科斯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他的分析方法训练出一批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充满了科斯发现的问题，改革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改革的成败也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效果。大量的现实案例，催生出务实的经济学家们运用科斯开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思维角度，来分析发生在眼前的真实的经济故事。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在高端的经济学研究杂志上，尽管依然充斥着大量以数理分析为主的论文，但这些高端的经济学杂志从来就不歧视没有数学模型的论文，他们在征稿告示中，都会着重强调对问题分析的现实意义，鼓励没有数学模型但质量上乘的论文。现在看来，这大概也是科斯带来的影响吧。
至于依然还有很多经济研究者学习各种精巧、复杂和新颖的数学模型，并把这些数学模型运用到自己的论文里，并以此为骄傲，我们说过了，与思想、真知相比，运用现成数学模型来分析问题，还是相对要容易的。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写过一本《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的研究向来也是现实问题，其他经济学家如盛洪、黄少安、王则柯等人，则更是关注现实或者历史问题的专家。
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科斯主张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对这样的主张，之所以在中国拥有大量的拥趸，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确实要求这些经济学家为改革的实践者提供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的原因，正如周其仁所言，“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过程，其中充满了各种机会，也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便条件，使他们拥有比西方经济学家更大的地理优势，来发现具有普世价值、影响世界的真理，从而彻底扭转中国经济学家总是在鹦鹉学舌的尴尬局面。
实际上，如果运用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研究问题，对天赋异禀和天赋一般的人，都有几乎一样的机会，周其仁不无谦虚地认为，“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
此时的中国，没有人会把科斯看成异端。可在美国，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异端，并坚持自己的异端身份，他认为，观点的价值在于引起争议，而观点是否正确只有现实才能决定，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拥护者和践行者。
在现实发表“看法”之前，观点之间的死缠烂打，甚至搞人身攻击，都是无济于事、于事无补和有害的。
大概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异端的持有者，在一个充满主流话语的社会，科斯的成功经历使他坚信异端的价值，所以，他曾经说过，“只要你坚信自己的观点，你就要极力维护你的观点，宣扬你的学说，直到你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一天”。
最后一句话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坚持，他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是一个理性而充满敬畏感的人，所以，不管他的理论和思想有多么不朽，或者有多么充满争议，仅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我们永远尊敬和缅怀，而这句话也许比科斯提出的理论和产生的思想，对我们更有价值的。
后记
9月2日，科斯逝世。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缅怀他，在中国，很多经济学者把科斯当成了神，神已离去，我们相信，只有在天堂里，科斯才会放弃他的观点，他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了，因为那里不存在交易成本。
贴士1
罗纳德·哈里·科斯简介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他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科斯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该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其思想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
他的文献对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新推动力，一门新的科学——法律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
——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
贴士2 科斯的论文集
《企业、市场与法律》
（英）科斯 著
盛洪，陈郁 译
格致出版社
2009年6月
本书收录了罗纳德·哈里·科斯的七篇论文。
本书的核心是《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和《社会成本问题》，其余几篇或拓展、或说明、或解释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为纪念一篇经济学论文发表50周年，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这篇论文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
贴士3 科斯对中国的影响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 著
王宁 著,徐尧,李哲民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月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
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科斯与中国》
张曙光，盛洪 编著
中信出版社
2013年6月
本书全面展现了科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罗纳德·科斯是20世纪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之一，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和学说也影响了中国一代代顶级的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变革中国》也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贴士4 华人学者谈科斯
张五常（经济学家）：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
宁 科斯助手，《变革中国》合作者：科斯似乎与中国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孩提时代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而醉心中国，但一生从未踏足过神州大地，而晚年以《变革中国》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收官。科斯经济学在神州大地畅行天下，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科斯的运气。科斯为人善而真，言语不失幽默；学问朴实而深邃，笔尖不乏犀利。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贴士5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哈里·科斯
中国人有孔夫子，英美经济学家也有他们来自苏格兰的孔夫子，那就是亚当·斯密。但经济学家只是强调亚当·斯密一个方面的思想，就是他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也是一种“定价体系”。而它的作用是惊人的。譬如有一日，印度尼西亚人开始消费某种此前无人问津的产品，很快它的价格就会上去。接着呢？一些印度尼西亚人把货物卖到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正式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由此减少自身对这些物品的消费。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非常神奇：印度尼西亚人付出了一些东西，但由此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产品；捷克斯洛伐克人放弃一些以前消费的东西，从而能从印度尼西亚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两国消费者之间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从定价体系的优势我们容易理解它。
但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不是从“看不见的手”入手的。开门见山，亚当·斯密谈的是劳动分工，但现代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研究。他们忽视了是专业化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忽视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分工。这些都是我和王宁称为“生产的工业结构”所要研究的对象。而现代经济学对此的研究乏善可陈。至于“生产的工业结构”如何运作、如何创造新的产品，目前的研究凤毛麟角。将来很有必要通过各种经验研究大力改善这种状况。
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担当此重任，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应该摒弃成见，重新站立起来，以开放的胸怀来考察研究这些问题。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开始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探索这个体系如何生产已有的各种产品，如何不断挖掘新的产品。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不断演变的经济体系中加以考量。
我希望“科斯中国学会”能成为一个中国学者的学会，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学会，而不只是中国学者的学会。我对该学会的研究工作寄予厚望，衷心祝愿它能获得成功。科斯中国学会立志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方法上要博采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不要局限于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使用各种可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旦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的研究将会带来新的洞见，从而促进经济学的全面发展。我非常诚挚地祝愿科斯中国学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对经济学科的全面革新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拥有辉煌的历史，我期待中国的未来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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