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
小说家，毕业于复旦大学，出版有长篇小说《她们》、《岛上》，短篇小说集《飞毯》。《她们》获2009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奖。
任晓雯新近出版了一本小集子，《阳台上》，收录了她九篇不同时期的短篇小说。
翻开书，第一篇是同名小说《阳台上》，写于2010年8月30日，讲的是关于拆迁的故事；之后的《冬天里》，是个关于传销影响夫妻关系的故事；第三篇，《枪声如雨》，则是一个“大叔”玩“九零后萝莉”的故事。题材都像社会新闻。但从第四篇《飞毯》开始呈现出不同的气象，其中既有魔幻现实主义、半自传体，甚至还有鬼怪灵异故事，绚烂夺目，让人应接不暇。这些作品，大多创作于2005年之前。
《阳台上》呈现出任晓雯在写作上的战略转移，一个张扬夺目，充满魔幻色彩；另一个则内敛含蓄，紧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在2005年之前，我的理想是做个学术青年，虽然一直都在写，但也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要做作家。”但任晓雯并没能如愿考上博士，放下这个想法后，她索性与朋友合伙创办了茶叶公司，卖起了茶叶。同时，任晓雯仍在写作，只是她发现，生活处境的变化，让她不可能再重复之前的方式。
“当你真正投身于社会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中，现实扑面而来，总让我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些对现实的感觉，最终必然会体现在小说中。之前在学生状态写的东西，对人性的失望、生命的悲观始终有种抽象的抒情色彩。”
任晓雯经历了自己人生的低谷，有5年时间，她几乎没有写出什么有感觉的作品，投稿也四处碰壁，她甚至担心自己可能真的无法蜕变成一个作家，最终归于平庸。
2 0 0 8年，任晓雯出版了《她们》，一本304页的小说。《她们》并没有改变任晓雯当时的状况，几乎无人关注。但它却让任晓雯看到了自己职业化的可能，“我知道，我之前的作品只是‘才女’的作品，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才子才女。”
任晓雯说这话时，散发出一种传统工匠独有的特殊光芒。在《她们》之后，任晓雯也确实像工匠一般看待写作。通过磨练，她逐渐褪去了“才女”的张扬和光芒，寻找到一种能让她真正慢慢精工细作的状态。
两年前，任晓雯不再卖茶叶，专事写作。现在的任晓雯，找到一条自己的“现实主义”路子——— 用诸如社会新闻般的热点故事，包裹住她对人性谨慎细微的观察，这种写作状态让她觉得非常舒服。
南都：《阳台上》由9篇小说组成，时间也是往前推的，像是一个回顾，为什么会选择这9篇文章出来？
任晓雯：这些文章本身还可以，或者有一种纪念性，也代表我写作蜕变的过程。从后往前翻，就可以看出我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最前面的几篇算是我比较成型的风格。
南都：“成型”怎么理解，是说你找到一种成熟的风格了吗？
任晓雯：也不能说是成熟，就是风格的变化。以前我比较喜欢使用各种写作技法、不同的表现方式。但现在，当下生活中的一些现实很刺激我，所以我就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这跟年龄和阅历也是有关，早年的表达方式会强烈一些，现在懂得克制。
现代主义曾经流派纷呈，但最终还是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传统，能够包容各种突围、创新、流变。我对这个传统充满敬意。但我并不给自己的写作设定框框，因为写作应该是有变化和不确定性的，除非只想偷懒地重复自己。
南都：看到你早期6篇确实有种繁花似锦的感觉。
任晓雯：最早写东西，自己的情绪会很张扬，有点小才气就要迫不及待展示出来。但慢慢也觉得这种展示很肤浅，或许可以找到某种更内敛的方式。就像讲相声，观众还没笑，自己先笑了，那肯定是失败的；如果台上的人不动声色地说，下面的人哈哈大笑，那这就是成功的。写作也是一样。我希望能够达到的状态，是要不动声色地让读的人觉得内心难以名状地激动，所以我的写作是越来越克制。
南都：尤其是最后一篇，也是这9篇中最早的一篇，是不是也有点写你自己的感觉？
任晓雯：这是我第二篇小说，发在《人民文学》。这篇小说叙事性很弱，散点式，不能构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它确实跟我贴得比较近，半自传式。很多人写作都是如此，从写自己开始，慢慢开始写别人，最后完全掩藏自己。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也必须要能逐渐摆脱自我。所以你看我在这之后的几篇文章，读起来就不大像是我这种中青年女性所写了，倒有点像是五十几岁的大叔。要想获得这种虚构、叙述和关注他人的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写，大量地阅读和自我训练。
南都：在《阳台上》，最前面的三篇创作于2010年以后，之后的六篇则集中在2000年到2003年，为什么会出现中间7年的空当？
任晓雯：我花了5年时间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她们》，39万字。《她们》跟我之前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岛上》的风格已经完全不同，我在里面大量使用白描式的语言，短句子，当然也还是会看到年轻时比较激烈的东西。
以前写的东西因为还处在学生状态，对人性的失望、对生命的悲观有种抽象的抒情的色彩。等我离开大学，投身于社会生活的滚滚洪流之中，现实扑面而来，让我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这种反应慢慢也体现在小说中。我开始尝试着如何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写出惊心动魄。
南都：所以在你2010年后创作的小说里，才会以拆迁、“大叔”玩“萝莉”，甚至是传销这些社会新闻类的故事作为写作题材？
任晓雯：社会新闻很难处理。如果你光是照着现实写，那新闻特稿的感染力肯定比你强，因为它是真实的，有种强烈的冲击感。你跟真实比真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虚构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写拆迁，想表达的是宽恕、同情、弱者和弱者的相处之道。这就是我找到的“核”。在这个“核”的基础上，我再加入我看到的“现实”，这是我的处理方式。而且我所关注的“核”，永远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衍生，而不是从热点，因为文学本来最终还是一个人。
南都：这些充满“现实感”的故事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任晓雯：根本不需要我主动发现。当下中国的现实太丰富了，它们都蜂拥而至，刺激我，只要我想表达什么主题，我就能从身边找到素材。比如说《阳台上》，关于拆迁，因为我有朋友在静安区房管所，他们就经历过这样的事；至于传销，我自己就做过，玫琳凯、安利，背着化妆包在路上颠簸，这些我都熟悉。所以当我想表达我的东西时，这些细节自然而然就抖落出来了。
而且我就是这里面的人，我要感受到这个人我才会写。我熟悉的是普通小市民、白领，这些人就在我脑子里走来走去，我能看到张英雄和弱智女孩的形象，这样写下去才不会走形。我不会按照想象去写什么，我不写农民工，因为我确实不了解，我如果看着他们蹲在路边吃饭就假象他们的生活那样没有意义，真正了解他们的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味。
南都：你以前的写作很在意写作技巧，在尝试现实主义写作时，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
任晓雯：这是一种更难的技术。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技术很多，但到晚年，他却写了《霍乱时期的爱情》，风格一下变了，似乎保守了许多。仔细想想，其实《霍乱时期的爱情》更难写，就像炒青菜，谁都会炒两把，这种爱情小说谁都能写，但要想把它写得好，就像把青菜炒成山珍海味那么难。
马尔克斯写的都是鸡零狗碎的生活细节，比如一家人因为男主角把尿撒在马桶圈上吵了起来，；当男女主角老去，男主角要给女主角写一封情书，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玫瑰花，马尔克斯都有精心雕琢。要写好这些内容，是非常难的，很容易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生活，他把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最普遍性的东西拿出来写，需要很大的勇气。
南都：你喜欢很多作家，理论修养也非常好，你觉得现在能走出这些人的“阴影”吗？
任晓雯：我没什么“阴影”，写得多，看得多，每个我喜欢的作家都会让我感触。我喜欢福楼拜，喜欢他冷静的，手术刀式的写法；而马尔克斯给我一种视觉的想像力，无论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是《百年孤独》都一样有想像力，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少年向少女表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写过，怎样写得和别人不一样，马尔克斯的想象力对我影响很深。
但并非说，我的趣味就是现实主义。在我看来，现实主义不仅仅是现实的，从现实到现实，或者仅仅以描摹现实为目的，都不是文学的终极意义。每个人都会对我有影响，最终落实到我是怎样的性格、有怎样的经历、追求怎样的东西，最终练出自己的风格。而不是看到福楼拜好就去模仿他，风格是自己形成的，不是模仿成的。
南都：你对文学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直接选择跟作家相关的工作，而是做起了生意？
任晓雯：当时还没有进入职业状态，而且生活推着我走，走的每一步都没有设计过。不过，现在回想蛮感激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做生意能让我更入世，让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生意人，更加理解体谅别人，也更理解生活，某种意义上，从我的生命层面改变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能到书斋去进行职业写作，还是要有段生活，虽然素材可以积累，但是你看世界的方法和角度会不一样，好像有一个世俗当中的人，冷眼旁观写作中的我，去矫正那些过于书生气的东西。
后来因为一些私人生活变故，我两年前不再卖茶叶，开始专职写作。我现在主要是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平时也会写些专栏。我在《南方周末》开了一个《浮生》的专栏，采访一些人，练练笔，也为写小说积累素材。
南都：《浮生》是一个怎样的专栏？
任晓雯：每期写个小人物，都是最普通的人，我会去采访。就算是我的舅舅、爸爸，他们每个人身上仍然会有时代的起承转合，每个人上下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汇总起来就是现实的东西，把每个人写好就有时代或历史意义。《浮生》的笔法，有点像《米格尔大街》，一篇一个人物，每篇两千字，不构成故事性。因为字数少，又是写一个人到现在位置的生活，几乎每篇都要改几十遍，确保每句话不是废话。我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每个人的闪光点，找到他的意义。几十篇汇合下来，其实就是由一个个人构成的时代变迁。
我现在每天读《圣经》。《圣经》的叙述方式，对我启发很大。它不动声色，又极其简练，有时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某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细细回想，为什么那么浩瀚的圣经历史，会花费笔墨提到这么看似不起眼的一言一行？思考之下，会觉得信息量极大，意味无穷。
南都：绕来绕去，其实你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个“人”字。
任晓雯：对，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构成的，所有的历史、时代、宏大的主题最后还是到人。比如布尔加科夫，他的作品被封杀，没人看，但是他仍坚持写完，到最后转向自己内心，变成了个人的写作；索尔仁尼琴则是集体化的写作，他要记录这个历史，哈金评价说，索尔仁尼琴流亡之前的作品还是有文学性的，流亡以后要控诉很多东西，文学性就弱了。索尔仁尼琴这种集体的方式泯灭了个人，把个人淹没在大的概念下，索尔仁尼琴没有从写作方式上更新自己，导致他最后变成自己反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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