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这样一个画面：古巴入侵美国，并已占领了东海岸。冲突期间，联邦政府首都迁往丹佛，哈佛、耶鲁等校的师生不得不转移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城。那将是怎样的情景？……这是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John Israel)向他的同胞介绍“西南联大”时用的一个类比。
易社强今年已经78岁，在前不久北京的演讲之前，他刚刚结束为期数周、历经越南、新加坡、缅甸、南非、摩洛哥、巴塞罗那等地的“海上大学”。七百多学生，易社强是在船上教课的三十多个老师中的一个。易社强说自己总是被这些有意思的事吸引，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也是始于一个有意思的偶然。
易社强在哈佛大学跟随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北伐到抗战的中国学生运动史”，论文出版后，易社强着手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第二季———从抗战到解放的学生运动史。一天他在哈佛图书馆看到一本民国时期的书《联大八年》，“我很好奇，想‘联大’是什么？为什么八年？那本书看了以后，我发现我原来那个题目太枯燥无味了，所以我的题目就转变成了西南联大。”于是1959年在台湾，易社强开始了西南联大校友的访问。1978年，易社强带着老师费正清写给冯友兰、金岳霖、费孝通等人的15封推荐信第一次来到大陆做访问学者。
“三好老师”费正清
南都：我注意到你这本书里面的资料很多，既有采访，也有实地考察，还有各种文献资料，对于各种不同的资料你在书里是如何安排处理的？
易社强：说真的，这本书的研究工作、收集资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所以这些前前后后的我记不大清楚。但是特别注意采访，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我差一点就做了新闻工作，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生报纸的积极分子，快要毕业的时候安排我的前途，我就考虑呢，新闻工作虽然是我的爱好，但是我做新闻工作者可能是不大理想，因为我写东西写得不快，做新闻工作是要写得快一点，因为有deadline。另外那个时候我学术方面也是非常喜欢历史的，所以我想上研究院研究一点历史也好。
但是研究什么样的历史呢？我也很喜欢美国历史，但是美国历史第一学的人太多，最有意思的题目已经有人选过了。另外美国历史方面奖学金不好找，我没有自己的钱，所以需要奖学金。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非常不好，中国是美国的仇敌，所以有一些人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想法，所以要培养一辈中国学家。那套思想我不在乎，我就是想，既然有一点学中国历史的奖学金，而且我已经学过一年的亚洲历史。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是亚洲历史，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什么的都和在一起。那位老师是枯燥无味的，书也是很枯燥的，但我还是对中国历史有一点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跑到那位老师办公室说，老师，我想去研究院学一点中国历史，去哪儿呢？他说你还是去哈佛大学吧。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哈佛大学有费正清先生。我说费正清是谁？(笑)我非常的天真。所以我转到哈佛大学以后，就发现费正清是谁。所以是非常偶然的。
南都：美国的中国研究其实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产物，但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反而促成了对中国研究比较深入的一批成果。
易社强：实际上可以说冷战是中国学的摇篮。二战结束后，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写了他最有名的著作《美国与中国》，并且因为他的组织力量非常强，所以成了美国研究中国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之父。费正清第一教书教得很好，第二他的出版品不只是能够受学术界的好评，老百姓也喜欢看他的书，因为他的题材很好。你们中国学生讲“三好学生”，费正清也可以讲是三好老师，他教书好、研究工作好、组织力量也好。他大概是1910年出生吧，所以我50年代认识他的时候，他就40多岁，力量非常强。我1963年毕业，我毕了业他又教过二十多年的书，所以他一辈一辈地教，我们的专家前前后后地出来，所以现在他的学生———我们这一辈的人基本上都退休了。现在有他的学生、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美国各大学都有费正清的学生，所以他非常伟大，我还是非常想他。
南都：费正清先生对您做联大研究是什么样的态度？
易社强：非常支持。他不知道我要写这个题目，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非常偶然的。但是我一说到西南联大，费正清先生就很热烈地支持。费正清先生的爱人是个艺术学家，跟梁思成、林徽因非常熟，他们跟联大那些人也非常熟，经常来昆明，所以他们对西南联大非常感兴趣。费正清知道我选这样一个题目是热烈地支持，也鼓励我，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做得太慢，二十多年才写成一本书。所以我经常收到费正清的电话，说，John，怎么样啊，你的书写好了吗？你的书不快一点出版的话可能有别的人要出版。所以没有费正清的支持和鼓励，可能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不会出来，谁知道呢？
研究历史的人对他的题目应该有一点同情感
南都：写了二十多年，这一过程中什么工作是你觉得最困难的？
易社强：最难的是管理我自己的时间。因为我的工作效率很低，不容易坐在一个地方把我的力量集中在一个工作上。我一坐下来，就会想，我院子里的菜园里可能有野草，应该去拔一下；或者会想到要准备明天的课，因为我同时是教书的；或者想另外一件事。实际上我管理时间管理得比较乱，所以我也怪自己。稿子基本上在1993年的时候已经写成了，以后呢哈佛大学出版社说他们可以出版，还要经过他们什么手续、编辑等前前后后的，过了几年快要出版，我就跟他们的总编辑说，好，现在是不是给你传送照片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也拍了很多照片。他们说什么照片，我说我早已经跟你们讲好了，这本书应该包括二十几张照片。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出版照片。我说那太可惜，但是你可以不可以打破合同让我把稿子转到其他出版社，因为这些照片和这本书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说可以，所以我最后跑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给他们出版。
南都：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影响还挺大，很多人都在议论它。
易社强：我根本不懂这个现象，因为英文版1999年出版，十五年内没有卖过500本，中文繁体字版可能卖过2000本的样子，但是简体字我问过他们现在已经卖过多少？他们说快到2万册，我说噢两万？怎么回事？我也不大懂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热。有的人说有一些人不满意现在的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就用指桑骂槐的做法捧西南联大，间接地说那个时候这个大学才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大学，现在的大学比不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儿。我想，不是这本书很热，是这个题目很热。
联大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第一历史环境就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抗战，现在是改革开放，两个时代。并且规模也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学不大，联大学生大概八百、一千多一点，但是现在有的大学是一万两万，一万两万这么大的大学不可能有一千人那样一个小大学的相处感对不对。并且那个时候，西南联大不是一下子出来的，有三四十年的“铺垫时间”。八十年代有一批昆明人想恢复西南联大，我一听我就反感，我说你想恢复西南联大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最后会把“西南联大”那么伟大的名字变成一个笑话。
南都：所以你认为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情境当中非常偶然的一个事件，如果没有战争发生的话，也不会有这样一回事。
易社强：是，就是“抗战的孩子”，并且是最艰苦的一个时候。学生做各种各样课外的工作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学生一天才吃一顿饭。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有那么多大师，真是不简单。所以我很早就爱西南联大，有人说一个写历史的人，应该客观一点，跟他的题目之间应该有一点距离。对不起我对这个题目不可能有多少距离。我对西南联大跟对我自己的母校有一样的感情，并且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名誉校友。
极左极右的占少数，多数的是中间派
南都：做联大的口述您应该算是很早的，大陆部分的访谈是八十年代做的，金岳霖、费孝通的访谈是不是1980年做的？
易社强：是，我来过大陆两次，第一次是中美关系刚刚正常的1980年，作为第一批的交换学者。那个时候我不在北京，是在昆明，昆明师范学院。在北京也做过一个月。第二次是1985、1986年，那个时候北京方便一点，因为已经有五六年的中美正常关系，我的工作比原来顺利得多，认识了一些校友会的人。金岳霖、费孝通、冯友兰、陈岱孙、钱端升那几个人都是1980年访问的。
南都：您做完口述之后，对他们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易社强：我的感受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大名。能够面对面地跟他们说几句话其实是很了不起的。我非常幸运。他们思想都很开放，都很愿意讲话。有的能够讲得比较多，有的人讲得少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才刚过去五六年，那些有名的老师，他们有地位，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一些一般的校友们不一样。老师平常是请我到他们的办公室或他们的家去找他们。但是学生都是说，好，我来你的宾馆。他们来到我的宾馆，平常不是一个人过来，是两个人过来，因为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一个人跟外国人讲话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机关来找他们谈话，会问你去找那个外国人干什么呢？所以他们最好是带一个朋友来，带的朋友都是政治上面比较可靠的。(笑)但是到1985、1986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南都：那在口述当中，大家针对同一个事件应该会有记忆上的偏差和不同的看法，这当中你在写作时怎样甄别？
易社强：我自己认为那些在场的人、经过那个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一个好做法，就是什么都报道。比如说话剧方面，有几个团体，有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也有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右派一个左派，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书里面，他们说的，我都报道。我认为那是应该的，是自然的。
南都：后来有不少人在文学作品中呈现西南联大，像鹿桥的《未央歌》，汪曾祺的小说，您觉得这当中有没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
易社强：实际上可能有一点过于理想化，我不否认。并且我认为老师对西南联大那段的经历跟学生是两回事。我认为老师没有神化、理想化的问题。为什么呢？要看他们背景。最年轻的老师像费孝通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比较大的有四十多、五十多、六十多。北京、天津下来的人不知不觉地把昆明跟抗战前的北京、天津作比较，并且从他们的方面来讲，昆明太差了，西南联大太差，因为我认为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就是抗战以前的三十年代，三十年代大学老师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也讲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有佣人，他们的工资不只是足够，甚至是有余，他们花不了他们的工资。还没有打仗呢都是比较平安，虽然也有一些问题像九一八以后，日本的侵略、学生运动这些问题，但是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平静比较理想的。而在昆明，经济方面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并且环境也有很大差别，在北京、天津，贵族、精英分子都尊敬他们，他们是地位较高的阶层，在昆明，特别是在初期，他们跟本地人的矛盾相当多。他们认为地方人是比较落后、原始，不习惯、不能接受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像张奚若和他的房东已经变成比较紧张的关系，房东打张奚若的事都有发生。还有一个说法，那些昆明人认为外地来的人太骄傲、看不起他们，抗战初期他们都认为外地人比他们有钱，我们云南人就没有，所以他们总是讲“大上海人”，他们把地方人叫“老滇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到抗战胜利，那些老师拼命要回到北京、天津，越快越好。而那些学生，他们的生活在抗战的时候刚刚开始，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抗战，他们没有认识到别的生活。并且老师的家庭责任比较重，有的人是把家庭留在北京、天津，送到上海或别的地方。但是学生没有什么家庭的负担，他们都比较自由。学生可以把这个时代神化、理想化，老师不可能理想化，所以是两回事。
南都：联大后期，思想上的分歧比较大？
易社强：是的。比方抗战后期，左翼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国民党站起来说，我们杀死的那些地下党是非常高高兴兴地杀死的，不可能这样的，是偷偷摸摸地做。而左翼站起来说，这个是罪行，我们不可能忍受。所以那些资料有一点不平衡，免不了存在什么资料，就用什么资料。抗战初期，左右资料都比较丰富。我也访问过一些右派的，像查良钊是国民党训导处的主任，还有陈雪屏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我在台北也采访过他，我尽很大的力量找两边的人，并且也包括很多中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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