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城管队员、治安队员与小贩、草根之间，早已形成的“灰色地带”更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强势与弱势的力量相对来说极为分明，事实真相也明显地倾向于必须为弱势者伸张正义，但是同样不可否认，施暴与受害、善与恶的绝然区分和简单对立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承认的是，这是一个人性变得模糊、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暧昧的灰色地带。事实上，依据人们的现实经验，这种灰色地带在生活中延伸的范围更为广大，其表现方式也更为多样、隐秘。这种灰色图景成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的生活现实，是在思考所有的中国道路与梦想的时候无法离开的现实。
关于“灰色地带”，意大利作家和化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3月）有过深刻的描述和分析。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认为“灰色地带”是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里最重要的一章，在这里，“莱维聚焦于一个他在先前的著作里直面的主题：不断地厘清责任、人类弱点、道德暧昧。如果我们想避免陷入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物干净地划分为两极——抵抗者与合作者，有罪与无罪，善与恶——的话，就必须理解这个主题”（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第64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托尼·朱特对莱维的叙事特征也作了分析，他批评米莉娅姆·阿尼西莫夫的《普里莫·莱维：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悲剧》的最大问题是未能解释莱维为什么如此令人感兴趣，而他认为正是莱维著作中呈现的特征使他在当代意大利文学和对大屠杀的记忆方面出类拔萃（第51页）。接下来他谈到了莱维写作风格的简明、精确，更重要的是“他所写的内容与众不同，他的证词超出一般体验”（第63页），因为“莱维的叙事是复杂的、敏感的、沉静的。它通常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这就是为什么当它突然带着抑制愤怒的能量而迸发热情与闪光时，比所有的回忆录都有力的原因”（同上）。这是关于大屠杀回忆录写作的分析，“复杂的、敏感的、沉静的”作为叙事特征，不仅是一种鲜明的风格，也体现了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朱特借莱维自己的话来表述《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的尖锐与有力：“它的真正接受者，即被这本书像枪一样瞄准的人们，就是他们德国人。现在子弹已经上膛。”他认为莱维毫不含糊地追究德国人的集体责任，因为莱维指出“真正的罪，几乎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集体的、总体上的罪，就是他们缺少说话的勇气”（第66页）。对此我的理解是，莱维坚定地瞄准德国、追问罪责，但是没有把事情简化为黑白对立的世界，而是在分析两极之间的全部复杂性中追寻人性的根本问题。
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是莱维的另类身份，也是他的记忆政治学和灰色地带理论生长的土壤。他认为集中营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第21页），那些“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对新囚犯和其他囚犯的暴力迫害构成了一个“灰色地带”。他说：“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序言）受害者、被压迫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压迫者，是因为纳粹政权需要培植打手，而“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他们从此无法回头”（第27-28页）。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在极权体制下权力与特权对人性的巨大腐蚀性。莱维非常深刻地指出：“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第28-29页）“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第29页），莱维所引的十九世纪小说家曼佐尼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极权体制的双重罪恶。
可以认为，“灰色地带”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对于那些对权力并不过分热心的人来说，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地迷陷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力之中。”（第33-34页）而在极权社会和集中营里，“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第34页）。权力是诱饵，强迫性的压力则使人们不得不成为“他们”。莱维认为，“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第10页）
对我们来说，莱维与青年一代的关系同样值得关注。他曾经在一百四十多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历史讲座，关于青年学生，他感到忧虑：“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他感到“不被倾听的危险”，感到重新出现纳粹疯狂的“不详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因此必须把与青年交谈作为自己的责任，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第238页）。这种忧虑也是我们那些经过“反右”、“文革”的父辈和我们自己深有体会的。然而，正如莱维所说的，“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如此困难？你还能通过“摆事实”就可以说服青年学生相信真正的历史，相信存在过迫害、饥荒等事实吗？你还能相信只要对方有着并且愿意运用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通过历史事实的客观呈现，就可以说服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建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吗？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首先并非是否认识“事实”的问题，而是对“认识事实”的兴趣动机完全缺乏的问题，现实生活的功利性也使大多数青年学生有意无意地回避认识历史。
令人不无安慰的是，在网上看到今年某大学校长在该校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谈到了莱维的这部著作，并且强调了莱维的观点：“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位校长说，“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对某一个个体，只要赋予一个头衔，或者再给他一套制服，如果这个人不能关住他‘心中的老虎’，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使他从‘天使’变成‘魔鬼’。”问题是，他的学生如何能够抵御“头衔”和“制服”的诱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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