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了朱永嘉先生的 《刘邦与项羽》一书。该书篇幅不多，只有十一万字，薄薄的一本，装帧也不怎么豪华。但是，我觉得它的分量却是很重的，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书，是一本研究楚汉之争的重要著作。
朱先生在《刘邦与项羽》“后记”中写着：“这是过去上课用的提纲，上课之前先发给学生，然后在课堂上只提纲挈领地讲了一两个小时，因为课前学生已看了讲稿，用不到我再念了。”这不禁让我回忆起他为我们上课的情景。朱先生在“文革”前就是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对于明史的研究造诣尤深。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为我们讲了两学期的明清史课程，他讲课前，先发给我们提纲，上课的时候，不按提纲宣讲，常常讲了一些“题外话”。所谓“题外话”，是一些与“提纲”相关的故事或趣闻。他侃侃而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的是漫无边际的话题，有的同学说他是“开无轨电车”。其实，他这样讲生动有趣，有助于激发我们学生读史的兴趣，启发我们学生的学习思路。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深印象。
朱先生在“后记”中又写着：“讲稿中引用原文的部分较多，是为了引导学生去阅读那些经典……”打开 《刘邦与项羽》，可以看到书中资料翔实，作者言出有据。刘邦和项羽是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资料来源主要是司马迁《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班固《汉书》的《高帝纪》，以及两书中相关人物的列传等。作者引用了大段大段的资料。但是，对于这些资料，他不是引而不解，而是作了仔细的解读，连一些难读难解的字，也解释得清清楚楚，让读者读懂了资料原文。比如：作者引用《史记·项羽本纪》 有关鸿门宴的史料，指出司马迁距汉初的时间还不远，这一事件当时当有档案记录，但宴会如此紧张的气氛，如此紧凑的对话，如此鲜明的人物性格，有的当来自民间传说，有的则出自司马迁笔端，实际上这就开了纪实文学的先河。从这些史料出发，作者边叙边议，然后结论：“项羽所以失去良机最终乌江自刎，其失败的根源是分封问题，由于胜利果实再分配没有处理好，结果反而为自己四面树敌。”
读史，有政治家读史，有史家读史。二者有同有异。政治家读史，在于为现实斗争服务，以史为鉴。所以，往往是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毛泽东读史，属于政治家读史。这方面，作者另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问世，不再赘述。史家读史，比较强调在系统和完整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全面的记录和评价，强调对史实的订正。比如说，人们都欢喜引用韩信被处置时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说刘邦杀功臣宿将。朱先生经过一番考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刘邦去世时，留下的功臣宿将还有不少，被处置的大多属于他过去的同盟军，而并非所有的功臣宿将。所以，研究历史，要重视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有了史料还要判断其真伪，仔细分析，不要歪曲或篡改史实，也不要寻章摘句，随便引用，人云亦云。这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史学，作为学术，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关键是它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脱离现实需要钻象牙塔可以由少数人去做，但毕竟不是史学发展的方向。
朱先生读史、治史，比较喜欢读分裂时期的历史。去年上半年，他出版《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曹操和刘邦、项羽一样也是分裂时期的人物。在作者看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最有兴味的往往不是什么盛世，而是由盛而衰的分裂时期，乱世历史更显精彩，故事生动，人物角色特征鲜明。而且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无论是其成还是败，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者说，毛泽东读了许多古书，刘邦与项羽以及曹操也是他关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成败有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引以为鉴的。
历史对后人的启发，往往不仅在知其然，更在知其所以然———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人与事的所以然，这才是历史真正的价值所在。作者认为，读史时，要设身处地才能体会其成败得失之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沟通古今，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现实，掌握未来，这就是要以史为鉴。作者之所以撰写《刘邦与项羽》一书，是把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的五年，作为一个历史案例来研究和分析，当然也涉及统一后的人和事。所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地解析事物的方方面面，人和事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由此及彼地弄清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也许会使我们在应对现实问题时，自然产生某些相似的联想而从中受益，说到底便是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这才是我们的基本宗旨。
朱先生年逾八旬，身居陋室，与书为友，甘于寂寞，甘于清贫，勤于著述。曾经与友人注译《明词汇刊》、《吕氏春秋》、《唐六典》和《春秋繁露》等文献。近年来，写了大量读史札记，我尤其喜欢读那些关于明清史的，短小精悍，颇有见地，耐人寻味。我建议他早日结集成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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