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美国大大小小的图书俱乐部纷纷倒闭，这个曾对文化、教育曾有过重要影响的团体似乎就要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了。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作者内森•海勒在深入而全面地解读图书俱乐部文化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外行观察者对当下美国图书俱乐部的现状恐怕会发出如此感慨：这个夏天对于那些有休闲阅读需求的读者们来说会很难熬。在刚刚过去的春季，奥普拉的图书俱乐部正式关闭，出版商们寄希望于通过这个渠道积少成多售出小印数图书的愿望就此落空；我们也因此少了一位让我们或爱或憎的图书把关人。无独有偶，在债权人拒绝了一家图书俱乐部巨擘提出的收购邀约后，独立经营同类图书俱乐部的博德斯书店也关闭了其书友会的各个门店。这是否意味着阅读团体已经丧失了文化影响力？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合情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提出这样的疑问就像是在质疑“美国是否应该为自己会输给比利时而担忧”。据统计，美国有超过500万成年人加入了图书俱乐部——这个数据还未计入那些加入在线图书俱乐部的群体，并且这些人中的很多都非常乐于担当鼓吹者、倡导人。如果奥普拉没能说服你在今夏结束之前买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么你那位加入了周五图书俱乐部的邻居说动你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图书俱乐部这一事实并不必然能推出“美国人对书极为痴迷”这样的结论。就如同在商务谈判日程间安排一顿午餐，和在约会之后到楼上享用一杯咖啡，组建图书俱乐部背后也充斥着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读书会上总有甜点相伴。烹饪书书友会推荐会员聚在一起品读迈克尔•沙邦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同时还为他们奉上了三大块肉桂色的巴布卡蛋糕。有些俱乐部俨然就是在“祭拜”患了高血糖的神灵们，祭坛上的供品品类丰富：刚刚出炉的布朗尼，香甜可口的南瓜面包，自制的纸杯蛋糕，以及一些摆放在纸盘里的几块奥利奥饼干——这就像是一个巧合，有人放上了这个牌子饼干，并在读书会还没开始前便早早溜走了。（这样一整套隐形食物轰炸机就在布•拉德利的图书俱乐部上出现过。就在众人们还没来得及注意到是谁摆放了这些稀奇古怪的商品时，它们就这样突然出现了。我曾去过一个俱乐部，有人甚至还把一大桶肯德基放在了那堆食物中间，然而整个讨论过程那桶炸鸡就像是个隐形的护身符那样，完好无损地放在原位。）在这样的场合，酒品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出现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参加图书俱乐部你无需担心要被迫忍受一些举止粗鲁的人。除此之外，这里还会有让你喜欢到骨子里的伙伴：在这里，小孩的家长们总在咖啡已完全冰凉了之后还在久久逗留，就像在抢最后保姆时间，试图争取到一些额外的——尽管又会让他们感到内疚的——不受限制的社交时光。伪装在坚不可摧的善行外衣之下，图书俱乐部这样一种消遣活动尤其容易助长劣行。
此外，图书俱乐部在选择推荐书目上也带有浓重而奇怪的矛盾心理。要是我是这些俱乐部里的一名会员，我多半会在到场后掏出我的荧光笔，试着标识出这次娱乐消遣活动的“主要主题”。或许有人会对这些图书俱乐部会员们抱有期待，希望那些常常出入俱乐部的会员们会是一些对文学界发生的大小事件了然于胸的人，对朱娜•巴恩斯和亨利•巴比塞这号人物深有所感的人，并且他们还会在各自床头柜的书堆中放上一部皱巴巴、沾满油渍的《小说的兴起》。但事实上，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图书俱乐部会员对于提供给他们的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文学大餐似乎并不上心。一家纽约的图书俱乐部列出了一份书单，里面的书目包括了《无限诙谐》、《饥饿游戏》系列图书、德克斯特的第一部小说，以及《堂吉诃德》。另一家位于华盛顿的图书俱乐部则开出了这样一份书单：崔西•希瓦利埃的一部小说，露丝•赖克的回忆录，以及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的传记。就算在黑暗中置身一家巴诺书店随便挑选恐怕也很难列出一个主题更为散乱的书单了。
所有的这些引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如果说图书俱乐部借文学之名的所作所为多少是出于偶然，那么他们又为何要争取这样一段业余时间用于开展阅读活动，而不是选择在这段时间举办扑克之夜，开办编织兴趣班，组织电影之夜或者其他任何适合于成人的娱乐休闲活动呢？图书俱乐部并非为一个单一的群体所独占。图书俱乐部里的会员并不会是一批高喊支持左派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坚持站在极右派思想者这一边的群体。有些图书俱乐部专门推介青少年小说读物，柏拉图著的一系列政治类图书，女同性恋文学作品和科幻小说等几个门类的图书；也有专门分享烹饪书和圣经的图书俱乐部。参加图书俱乐部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一传统由来已久，那时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将美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吸引到一块儿，加入这样一个读书会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与图书俱乐部的本质关联甚少，而与加入其中的会员们的个人教养关系甚密。图书俱乐部散发着志在实现抱负的浓重气息。从它诞生伊始即是如此。早期的读书俱乐部主要扮演着一个作坊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团体的角色，是正规高等教育的一种替代选项，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尽管最后，这样的平衡发生了改变，俱乐部开始逐步向文化中段靠近，既远离了森严的学术高墙，也避开了低层次的主流娱乐形式。这个最早以文化抵御者身份出现的团体，现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文化庇护站。
对于美国图书俱乐部的确切起源仍有待考证，毕竟人们自古便有私下聚集在一块儿对作品评头论足的活动。近代的家庭式读书团体大多数是直接为女性群体争取独立自主服务的。早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有收入、有闲暇并且思想活跃的女性便开始在家中为女性同胞举办各种形式的沙龙，她们会在活动当天邀请一些杰出人物（通常为男性）到场，作为活动的主题演讲嘉宾。人们把那些常常出入沙龙的女性称呼为“女学究”。到了1863年，在大洋彼岸，《新版美国百科全书》正式收录了“bluestockings”（女学究）一词，作为对“爱卖弄学问的或者荒谬可笑的文学女性”的概括性描述。第一个现代型的阅读团体即是在这样一种“荒谬的”、带有自我教育抱负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并逐渐发展成为那些渴望获得进步、陶冶身心的女性们的收容所。
行外人主导开办的图书俱乐部难成气候，但与此同时创办图书俱乐部的实践却未曾中止，并日益盛行。最终，迎来了像月读书友会和文学协会这样一类提供一整套邮购服务的图书俱乐部，这些图书俱乐部左右着公共阅读，定期为书商们带来数十万的图书销量，并让一直以来朝不保夕的文学出版生意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收入保障。但这一时期的图书俱乐部也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功能。1920年代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财富繁荣发展的时期。从科尔•波特旨趣丰富的创作才华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品中人物角色的那种令人着迷的优雅气质，从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日益流行到像《纽约客》这类不落入俗套的、有着反讽文风的年轻杂志的创办，这样一个时代勾起了大众对有教养的品味的偏好，人们喜爱涉猎广泛的学识，并乐于探索这些知识背后的文化渊源。图书俱乐部不再仅仅是为富有的、外行知识分子们提供的一种消遣方式。如今，图书俱乐部的存在更是为推动主流社会的进步开启了一扇门。
新一类群体接过指挥棒，他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敞开大门接纳更多的人，一方面也要负责管控涌入其间的人流。这类人可以被认为是那些图书俱乐部会员们的导师，作为守门人的他们要负责拟订出一份公共教学大纲，用来指引那些努力上进的读者跨越文学品味造成的重重障碍。有时，这些时髦风尚的带头人会向文学权威提出特殊要求。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听从他们的意见。月读书友会的推荐书目是由一个专门团队划定的，团队成员包括《星期六评论》的资深编辑；而文学协会的阅读书目多年来都是由一人亲自甄选，他就是约翰•W.比克罗夫特。伴随着图书俱乐部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知识分子也跃跃欲试，参与其中。1947年，当时的美国已经拥有了超过300万人次的图书俱乐部会员，两名曾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书友会的芝加哥大学学者共同创办了文学阅读网站（the Great Books Foundation），旨在借此引领大众对权威著作的探讨。（网站的首要目标不是提供休闲娱乐，而是所谓的“高尚的自我修行”。）四年后，两位自视甚高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尔赞和莱昂内尔•特里林，以及诗人W.H. 奥登一起，创办了读者订阅俱乐部。用巴尔赞的话说，俱乐部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一批对于在其他图书俱乐部看来远远超出了公众品味的图书有需求的读者”。当然了，反而言之，意思就是其他俱乐部所推荐的书目都是些会让有鉴赏力的读者藐视的作品。
真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无从得知（1948年曾有一份调查研究，将月读书友会和文学协会甄选的书单和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书以及书评图书中的一些随机样本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俱乐部的选书根据与图书评论界的鉴赏标准并无二致）。但从巴尔赞彬彬有礼的纡尊降贵中多少可以辨明一二。自从图书俱乐部肩负着助人实现抱负的重任问世以来，美国的教育基准线即发生了改变。1920年，仅有600,000名美国公民进入了大学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这一数字超过了200万。自此之后，美国接受大学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迅猛。促成一种全国性的、向大众普及的书本知识和鉴赏文化——这曾是创办图书俱乐部的长远目标，如今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准则。到了奥登、巴尔赞和特里林所处的时代，图书俱乐部就已经变成了游离在体制外的大学补充课程。
乍一看，从优质文学的高峰到奥普拉和西葫芦面包的发展路径俨然就是在走下坡路（在这里先暂且不论相较于奥登、巴尔赞和特里林，奥普拉在将无心阅读的读者拉回到优秀的小说读物身边所做的贡献）。但事实上，图书俱乐部当前的状态是很自然的发展状态。巴尔赞和特里林提出的一套提升学问的方法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难有立足之地。大学校园中高调的教授只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职业需求、身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指导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让彼此之间能无障碍地进行学术交流。除非这些学生希望日后能成为评论家或者文学学者——这两种职业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并不被看好，他们才有可能发现在学校学到的阅读习惯和成人现实阅读生活之间的脱节。
今天的图书俱乐部帮助缩小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像柏拉图或者乔伊斯一类的读书团体，主要发挥校内图书俱乐部的功效：它们为会员们创造机会倒回到那段青春热血的时光，那时你还端坐在教授组织的研讨会的书桌前，热血沸腾，技艺外露，跃跃欲试。这是自从你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从事了忙碌不堪的公关工作，以及常常出入超市添置各种家用品之后，早已从你的生活中销声匿迹的感受。另外一类团体，像是奥普拉的图书俱乐部或者是你所在地方“闲谈加红酒”俱乐部，可以是脱离校园的图书俱乐部：其中的会员或许对教授们的研讨会非常反感，在他们看来这剥夺了阅读本身的乐趣；他们现在也表现得非常兴奋，愿意与其他热情的成年人们交换意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角色可信度的看法，以及这部书给他们带来的情感感受——是亢奋的还是极度低沉的。要想让这两类图书俱乐部各自的强硬派支持者握手言和，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不可否认这两类图书俱乐部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摆脱文化狂热分子的愚钝。
如今，创办图书俱乐部的现实故事就像是一个追逐的故事。在今天，图书俱乐部的会员们不再需要达到一定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但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加入图书俱乐部的会员们也试图在寻找出口，逃离那个被日间电视节目和互联网黄色信息充斥着的空虚未来。我们应该感激他们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身处在介于高端和低端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解放之间的中间地带，很显然，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需要聚集在一块儿，共同探寻未知的方向。图书俱乐部便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组建社团所做的一份努力。它们是我们努力在做的尝试，希望我们在越过迷雾重重的现代生活之后，还能像最初那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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