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或许是20世纪中国最具魅力、也最魅惑的一个词儿。革命，或许也将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永恒命题。在这个领域里，远的不说，近二十年来，我们至少已经读到了陈建华先生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高华先生的《革命年代》和王奇生先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等多部极具功力的著作，但即便“崔颢题诗在上头”，今年年初出版的孙明博士新著《生逢革命———辛亥前后的政治、社会与人生》依然有它独特的价值。
严格地说，《生逢革命》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主题相关的数篇论文，讲述了几个被革命大潮裹挟并与之沉浮的小人物的故事。作者在“题记”中说：“我在百年前的四川的几个县遇到这几个人，他们本来是矿工是绅商是学生是先生是不知名的小市民，只因为生逢革命，便成为领头成为烈士成为未亡人成为沉默现身的大多数，我打定主意请他们回来成为革命史的主角，以照亮时间深处的悲壮、沉痛、冷漠和生活。”读罢全书，掩卷而思，就像作者书中描述的希图通过编纂《民国温江县志》将革命写入“里史”的曾学传的“阳谋”一样，作者通过革命小人物的历史书写转换“革命史的主角”的雄心是否达到，我不敢断言，但我关于中国革命的图景确因这次阅读经历变得更加丰富和细腻。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宣称革命的主角是群众、是人民，但任何一种革命行动实际上都把群众、人民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物质力量。以经常充当中国革命的急先锋的学生而论，学生运动往往成为“运动”学生，这一点台湾的史学家吕芳上先生在其著述中考论甚详。
在风云变幻之中，革命的主角丧失了话语权的事例不胜枚举，几乎成为一种与革命相伴生的“普遍规律”。学界早有人提出“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之说，大体是指拥护革命者最后却反被自己所热望的革命所戕害。这是革命的悖论，但这也或许是革命的力量所在。《生逢革命》这本书中的主人翁基本都是遭革命吞噬的。除此之外，孙明在《烈士的正名——— 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胡驭垓案考论》一文中更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革命如何漠视自己的“父母”。保路运动的牺牲者南路同志军统领侯宝斋、威远县副军政长胡驭垓等著名领袖，这些“革命之母”未及亲见革命成功，在他们手创的革命成功后，他们就义之实与烈士之名却经过繁难的司法诉讼才得以确认，而且镇压革命之“凶手”也并未被革命后来人认定有罪。孙明通过对革命人的生命历程的分析，对革命的这一种病理进行了深入解剖。
孙明还解剖了革命的另一种病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社会，但它却总是带着旧社会的种种印迹。这本不足为怪，因为革命孕育于旧社会的母体。对于这种印迹，一般视之为革命的不彻底性或局限性。但孙明在《“川人无路哭先皇”之仪式探源——— 兼说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性皇权符号》中却揭示出了另一种意涵。他爬梳史料，告诉我们，中国第一拨革命者的革命行动，是头顶着光绪的牌位向潮水一样涌向四川总督府。更深刻的是，他指出，皇帝礼仪是成都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让革命以“供万岁牌哭先皇”的形式出现，并非革命的策划者“同志会”设计好的，而是在会议上有人动议并得到认可的。“同志会只是采纳了这个斗争策略并统一印制了一批而已”。于是，我们看到了旧社会城市生活中固有的仪式性皇权符号是如何被“革命策略化”的，又如何叠加了现实斗争的要求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
在对事件进行生动描述之后，孙明将之上升为“合法性”的问题。他说，“在历史的当时能够赋予斗争合法性、动员民众的，一定是他们所熟悉的易于接受的意义符号，特别是其中那些具有庄严感的仪式性符号。”这是颇具洞察力的看法。马克思大致说过类似的意思，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大白话说就是形势比人强，更何况对于诸多的革命者而言，是被抛入革命洪流，或为之裹挟而去的。孙明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当人们为了创造新社会而试图打碎旧社会，也是在前人划定的范围内打碎的。
此外，书中还有不少充满学术提示性的论述，予我启迪良多。比如，作者把思绪探入社会结构的深处，通过探究既有社会权力板块的松动过程，重新建构了“天保大元帅刘香亭”的革命故事，他还对新式学堂与旧式私塾势力消长进行了研究，对梁济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的思考作了再思考，从而在社会、观念、体制等不同层面触及“新旧中西”这一共同思想主题，而多层面的考量，无疑为丰富这个老话题提供了新途径。
再如，革命吞噬革命者的问题，由于研究时域与事域，孙明在书中更多探讨了20世纪头二十年的情况。实际上，到了20世纪的后半期，由于“革命”话语本身几经更迭，加上大众传媒技术进一步发达，在观念史的领域中，“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不革命”之互相征伐不休，而这些争论，如以稍长一些的历史眼光视之，实在是“革命”与“革命”之间的缠斗。那些生逢这样一个“革命”套叠曲折的时代的人们，他们的生命经历，他们与革命之间的恩怨纠葛，值得进一步研究。
又如，作为旧社会中天经地义的“常识”，如孙明提到的仪式性皇权，成为革命合法性之所出。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后来的“三民主义”就是一例。近代史学者蔡乐苏先生在《弹性的符号———抗战时期中共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一文中对此作过精彩论述。再后来，当年弹性解读“三民主义”的毛泽东，他本人的思想与言论，又何尝不成为他的后来人伸张自己主张的“弹性符号”。在生逢革命的年代，不但是后生可畏，更是“后死可畏”，后人复哀后人的故事，总是不绝于史。进言之，这些话语符号确实为生逢革命的人们参与革命提供一幅面具，但在人们内心深处，驱动他们去戴上这副面具的，恐怕还有源于人性的对利益的不竭欲望。革命党人如何综合运用仪式性皇权符号与人们的欲望，也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与分析。
本书的绝大部分阅读者，套用孙明的话来说，可谓生逢“后革命”。不过，我们这些“后革命”年代中人，如不解剖革命，不深刻地理解革命的病理学，不但将无法理解那段以“革命”为高音的历史，而且也无法理解生逢革命的前人经历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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