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雄，陆志强，封秀娟，张大民，钱秀娟，范文强，乐鹏程，仔细看看这些名字，你能够想象这来自任晓雯的小说么？当我把这些名字从她的最新小说集《阳台上》找出，并逐一输入电脑时，一种异样的情绪从心底滋生。谁闯入了任晓雯的笔下？任晓雯又看见了谁？这些老旧的庸常的名字仅仅是书面代号么？还是藏着或者暗示着作者不自觉的某种情怀？
从字面上看，这些名字很有中国特色，不仅时代况味十足，也很有象征意味。比如张英雄，很像五六十年代的名字。可小说里他却是一个孬种，一个连工作都找不着的都市底层青年，没有学历，没有能力，没有勇气，也没有什么理想。如果不是因为拆迁，父亲被气死，才多少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尊严，张英雄扮演的会是城市隐形人的角色。他为人懦弱，任人欺凌，别说像英雄，狗熊还差不多。任晓雯何至于给一个青年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我读出了小说深处的思虑。本来打算报复拆迁头儿的张英雄，发现他有一个白痴女儿，也是常年被人欺负、戏弄和鄙视，心中积累的愤怒也就慢慢消散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不仅没有去报复，还帮了这个白痴女孩。显然，这个并不“英雄”的张英雄身上，有作者的考虑和深思。
有评论说，给一个无用的人取名为英雄，意在反讽复仇英雄主义。问题是，有必要在一篇写拆迁的小说里反讽复仇英雄么？我倒以为，即便有些许嘲弄，也遮盖不住任晓雯对小说人物的悲悯之情。小说重点不在复仇，而在放弃复仇。这个放弃的过程改变了小说走向，提升了小说厚度。为何会放弃复仇？张柠先生这样解读：“(张英雄)之所以没有成功，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迷恋于观看，甚至借助于望远镜，观看陆家阳台和阳台里面的生活场景。观看行为改写了复仇的时间、空间和速度，也软化了张英雄冷漠刚硬的心。”不妨这样说，正是因为观看，张英雄才看清楚了所谓仇人的真实状况，才犹豫是否真的该挥刀相向。
一个底层人物融化仇恨，平静对待复仇，没有以暴制暴，选择宽容以待，算不算是英雄的一种，有待另说。我关心的是，消解复仇的策略是否暗示了一种更深层的文学可能，即谁才是真的拆迁凶手？任晓雯让小说人物放弃复仇，不是她懦弱和妥协，也未必是宽容占了上风，更大的可能在于这是一件找不到凶手的事件，害死他父亲的拆迁组长陆志强不过是一个执行者，顶多是一个杀手，更可能是一只替罪羊，但他绝对不是幕后boss。就算杀了陆志强，就是英雄么？就算复了仇么？紧接着再问，终极凶手又是谁？体制？社会？开发商？一旦考虑这些问题，小说的意味就变得开阔了，但问题也就此变得无解了。放弃复仇，看似妥协，实则无奈，不是作者下不起刀去，是无处下刀。一旦草率下刀，就进了庸俗的暴力之圈了。
对这个困境，任晓雯这样解释，“对一切苦难，仇恨从来不是解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文学中。”仇恨的确不是良方，因为没法对症下药。于是乎，作者也就只能这样加以掩护和解释，收起刀子，的确是宽容的人性，但我更愿意理解为无可奈何的和解——— 以转移仇恨情绪的方式。这种无解的退让使得小说平添了悲悯，乃至悲凉，那就是底层人群面对诸如拆迁这样的生活难题，基本无路可走。至于，那看上去美好的情感故事，不过是一个稍作安慰的插曲罢了，谁都知道那里根本没有出口。男的底层，女的白痴，美好相遇也是一厢情愿。
在张大民身上，我读到了美国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味道，他关于中年男人的叙事文本已成了经典，其中便有事业的失落和尴尬，以及包括性在内的诸多不如意。任晓雯的笔下对这类心里还藏着一丝文艺的底层男人，有着超乎常人的细腻观察，几句话，几个动作，便能展现得到位。这样的男人，我们身边有很多。张大民看似占据了一个道德高点，但他身上藏着的自私和幼稚也袒露无遗。当老婆不理他，张大民转身钻进发廊，找了一个小姐，付了钱却不跟她做爱，而是当听众，跟她劈情操，并劝她为日后着想，早日脱离此行。小姐自然乐得清闲，连连称是。这个情节显得滑稽而忧伤，戏谑又幼稚。妻子不听他的话，小姐就会听么？张大民的失落不仅是一个丈夫的失落，更是一个中年男人对生活的失控。
张英雄和张大民都是城市里的小人物，千万人中的蝼蚁般的生命，任晓雯关注到了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呈现一种苦难叙事，而是着墨于他们的尴尬境地，被生活抛离的游离状态，这也是《阳台上》一书值得被关注的原因所在。书写生活中被人忽略的人物命运，传递百态人间的生存情报，以虚构写出真实性，是小说家的工作，也是一种职责和一份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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