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袁伟时
出版时间：2004年10月
《近代中国论衡》 香港联合书刊物流有限公司 2006年版
袁伟时部分著作 《晚清大变局》 岳麓书社 2009年8月版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袁伟时先生最近出版了三本书（《缠斗：方生与未死》、《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这三本书虽各有侧重，但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仍然清晰可辨。
《缠斗》提出要“告别虚妄，维护历史的尊严”，勘察中国文化中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他引两千年前的倡导者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缠斗就是与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各种虚妄的角力与反抗。《文化与中国转型》从困扰世人200多年的中国转型出发，提出为什么中国转型如此艰难。诊断的是当前思潮中一股莫名其妙的中华文化优越论，其次是梳理当今一股图谋将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其源于中国独尊儒学传统，后来的各种主义只不过是其变种。强调要冷静观世，耿直做人。《昨日的中国》可说是本辛亥革命的研究专著，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辨析辛亥革命为何发生，有何成果，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遗憾等等。
我在这里不欲参与袁先生对诸多历史事件人物及当代思潮的论辩，却想就他史学研究的史观谈点自己的学习心得。袁先生在书中提出“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关键在观念转变。一部人民共和国史，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折腾得人人不得安生！观念一变，地广天宽。”“观念一变，地广天宽”，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历史本身却是“死的拖住活的，过去吞噬现在。”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往往还没有触及坚硬的历史外壳，就已被层层堆积的历史灰尘所窒息掩埋。
袁先生之所以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面前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不媚上，不唯书，并且逾老弥坚，目光如炬，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史观。乔治梅森大学讲座教授戈德斯坦在他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一书中指出，在1650年之前，所有主要文明都通过四种基本来源对知识和权威（这两者通常是紧密相联系的）进行判断，它们是：一、传统；二、宗教或启示；三、理性；四、反复的观察和实验。只有欧洲在1650年至1750年间，在后两者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主要的认识论范式的变革，即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英国培根的经验主义。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是独特的，这些地区并没有去巩固传统和宗教知识，而是让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更新了整个欧洲大陆认识世界的知识系统。而反观我们的文化思维，很大程度上还仍然是一种具象的譬喻思维，正如康德在《逻辑》讲义中所说的，“譬喻系所有错误的根源”。一旦要上升到抽象一些的形而上学，往往就坠于玄学中去了，这导致科学精神在中国不得发扬。没有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一种认识论的范式变革，是难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科学史观的。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这句俏皮的论断几乎说出了20世纪历史书写的大部分真相。还记得1990年代我刚到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时，袁伟时先生和我们谈他从经济学转向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治学历程，他一辈子念兹在兹的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初听袁先生的粤语普通话，不少地方我是连猜带蒙，但这句话却格外清晰有力，严肃而坚毅，当时对我的心灵有如电击。
近代科学史学开创者兰克在《历史科学的特性》中讲到，“作为科学，历史与哲学相关；作为艺术，历史与诗相关。不同的是，各依其性，哲学与诗驰骋于理想的王国，而历史却得脚踏实地于事实（Reality）。“真实是历史的灵魂”，袁先生不少的学术论著和论文，虽然大都是对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平反，但区别于那些习惯于使大棒的所谓历史学家，袁先生是一名极其严谨的侦探家，在证据链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前，强调历史的真相就还只能是猜想。袁先生常告诫我们，对历史要有敬畏之心，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不可造次。
其次，就是袁先生历史研究中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代性”。1947年朱光潜先生对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的一段评论：“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这段话同样也可以借用来评论袁先生的史学思想。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从对“历史”和“编年史”的严格区分，提出了“一切真历史皆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他另外一个著名命题是“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这两个命题是理解他的历史“当代性”的钥匙，也是袁先生治学史观的写照。克罗齐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虽然历史事件和人物早已久远，但却在袁先生的笔下，历史“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从而“重新开口说话”。袁先生的史学是一种有生命的历史学。
再次，是袁先生的世界史观。他常说，厘清是非，必须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有所了解。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来自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二战”前后，吸取教训，预防瘟疫，各国学者和政府代表联手制定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规则：联合国的三个人权文件。1948年发布《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进一步将《宣言》的规定具体化，制定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大华章，亦中亦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融为一体，是公认的现代文化结晶和现代政府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现代文化从此固化为国际规则和不容侵犯的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1997、1998年中国政府已先后签署了后两个公约。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的分水岭在此！全球化洪流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基本制度、基本规则何来此疆彼域？以民族差异掩盖文化的时代性和本国的落后，愚不可及，客观上阻滞了社会前进。袁先生进而指出，百年来中国思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缠斗，一是人究竟摆在什么位置上；二是社会要稳定；三是怎样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他认为百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不自主，人不自由。人的自由有多大，是决定整个国家兴衰的第一因素。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史观使袁先生在各种纷争中得以跳出狭隘民族主义的魔咒，而恢复历史奠基于“人的尺度”这一近代以来的世界伦理价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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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斗：方生与未死》、《文化与中国转型》、《昨天的中国》是袁伟时最近出版的三部著作，从中可以看到他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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