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朱正 （秦颖/图）
2012年《南方周末》的好书评选，作为评委，我投了金雁《倒转红轮》一票。
这本书可说是一部研究苏俄特别是从俄国到苏联几代知识分子的杰作。
对于一本50万字的内容丰富的大书，很难在一篇两千来字的短文里作一个概括的评价。下面摘录书中的一些段落，以见一斑。
关于布尔什维革命。“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是群众运动的高手，在这一点上，俄国其他所有的党派都望尘莫及。”（第214页）他们是怎样动员的呢？“搞政治动员的人就像没有偿还能力的负债人，可以轻易许诺，一旦自己的目标达到以后，就毫不顾忌地毁约，谁要是敢再提旧账，就把他从肉体上消灭，反正群氓的利用价值已经发挥完毕。下一次还可以使用这一招，而且屡试屡灵，谁让民众是不长记性的。”（第210页）他们革命成功，掌权之后，“不但没有令俄国在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一步，反而使其大踏步地倒退。”（第213页）
《联共党史》里平平淡淡地提到过一个“余粮收集制”，说是“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曾甘愿接受余粮收集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9页）这事的真相，金雁在书中说，是配备了机枪的征粮队下去，“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书中举例说：“西南方面军第七军军长图哈切夫斯基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四五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最后有十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在命令中说：‘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第227页）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在后来的大清洗中被诬为外国间谍冤杀，我想，这或者是他对农民施放毒气的报应吧。
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同异，这个近年来颇有人讨论的题目，书中说：“如今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列、斯体制基本一致，差异只是枝节。”（第20页）我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我读这书，也有很觉得吃苦的时候。我有一个阅读习惯，有时想看看书中引文的前后说了些什么。而按照本书注释所指明的引文出处，却有多次找不到相关引文。例如，第43页的注［2］和注［3］，都注明是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注［2］注出的页码是“337页”，注［3］的页码是“355页”。可是这第2卷的最后一个页码是“308”。我找来找去，结果在第1卷的337页找到了注［2］的内容，至于注［3］，还没有找到。又如第472页注［5］：“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8页。”也错了，我是在中册第28页找到它的。第674页注［2］：“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3卷，119页。”这“第3卷”也是“第1卷”之误。卷次没有弄错，只是页码弄错了的，就更多一些。这里只举一例，第115页注［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85页。”“485”系“486”之误。我想也不必举更多的例子了。出现这些错误，责任编辑有责任，他没有逐条核对引文。
说到责任编辑的工作，还可以顺便说一件小事，第291页倒数第3行和末行，有“土耳其、苏丹”，这里是万不可用顿号点开的，这里的“苏丹”，是穆斯林统治者的称号，“土耳其苏丹”指那时土耳其的统治者，加上顿号，把土耳其和苏丹并列起来，苏丹就变成非洲的一个国名或地方名称了。在第296页第2行，“土耳其苏丹”没有点开，是正确的。
我这个想看看引文前后文字的习惯，有时能得到意外的发现。例如第229页有这样一句：“这种‘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我按照注释的提示，在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册第438页找到了这一句。原来这一句引自佩切林神父写给赫尔岑的信：“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从这段文字前面几页可以知道，几天之前，赫尔岑将自己的两本著作《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以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寄给了他。《往事与随想》译本在佩切林信中说的“您说……”这段引文之后设有一注：“引自《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5章，但引文并不准确，赫尔岑是说，如果把傅立叶主义机械地用于生活，‘在工业生产的名义下抽去了它的诗意方面，在把工人统一组成生产班组时，忘记了对自由的热爱’，那么，‘法伦斯泰尔无非是俄国的村社和劳动军营……’而关于共产主义的话完全是误解，原意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这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反面。’”假如作者注意到了这条注释，大约就不会引用这一句了吧。
下面，写一点对另外四本入围著作的意见。
王焱著：《社会思想的视角》
这本论文集讨论了近现代史上一些很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直到今天都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大题目，书中指出：“无论是张之洞还是陈寅恪，他们的‘体用’概念都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第20页）特别是从张之洞的文献（《劝学篇》）中引证了他的这样一个提法：“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第17页）。这种见识就很高明。一百年之后那些说政治制度、思维方式都不要现代化的人，见识就还不如张之洞了。
书中谈到晚清的变法维新运动，指出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有“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郭嵩焘、黄遵宪等人”（第63页）在湖南的维新活动。“应当说，在戊戌变法之前，士大夫阶层对于以中体西用为维新纲领的变法已逐渐形成共识，这原本是推进变法维新事业的绝好时机。可是正是由于康有为对儒家经学的歧出别解，在政治上的宗派主义，以及在推行变法过程中的鲁莽激进，才导致当时赞同维新变法的朝野力量的大分裂。……因而决定了戊戌变法的必然失败。”（第74-75页）
至于康有为其人，书中指出：“康有为是一位以假乱真伪造历史的大家。”（第60页）“康氏在其1911年5月所纂辑的《戊戌奏稿》中曾大量作伪，让后人不辨真相。晚近学者将其与1898年变法期间所上原件（即北京故宫所存《杰士上书汇录》）加以对勘，发现两者的差别出入很大，其在内容方面的最大差异，端在立宪法、开国会、限君权三事上。康有为的戊戌年原奏稿里并无上述内容，甚至是直言反对上述三事的，而在《戊戌奏稿》里却伪造增加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以致于后世以讹传讹，都误以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核心就是主张君主立宪，而康氏成了最早提出并实施这一主张的先驱。”（第71页）
书中精彩论点还很多，不是一篇短文能够介绍的。下面我想就我见到的小问题贡献一些意见，希望他日再版能够除掉这些小疵，使这本好书更好上加好。
“通经致仕”（第9页），作者想说的，大约是“通经之后进入仕途”，这里把“致仕”一词用反了（有很多人这么用），它是“告老还乡”的意思。“致仕”一词，《辞源》有词条。
当年国立师范学院是设在湖南蓝田，不能写作“兰田”（第195页）。
“现在的民族国家体系是由十六世纪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确立起来的国际格局。”（第209页）这里“十六世纪”系“十七世纪”之误。本书第125页说了，这个条约是1648年签订的。
对于这一本好书来说，这些当然都不过是小疵。
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本书作者王汎森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在写作中，有条件利用史语所藏的“傅斯年档案”，正如他的导师余英时所说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才得以写出这么好的一本学术评传。这本书中所说的，真是无一字无来历，几乎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话，都注明引自傅斯年的《全集》或“傅档”。没有机会接触傅档的作者，就决写不出这样好的书来。
作者对传主满怀敬意，充分写出了他的多方面、开创性的成就，可是也不掩饰像《东北史纲》这样的著作的缺失（当然，分析了缺失产生的原因），评论公允，真是史家的态度。这是一本研究傅斯年的必读书。
本书是把傅斯年的学术活动、政治活动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上来叙述的，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伐前后、大陆解放这三次政权的变化对傅斯年的影响，从一个人的经历，反映出了这几十年的历史。
这确实是一本我喜欢的好书，可是在阅读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也许是出于作者的疏忽，有一些显然是译者或编辑的责任。我愿意当一回义务校对，写一点出来，供读者和出版社参考。
第21页，说“袁世凯的文化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政策尖锐地冲突”，这里“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九个字应删去。
第27页说当年北京大学国文系刘复（半农）和周作人开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门课，这里的《中国小说史》这门课是鲁迅开的，与刘复、周作人无关。
第71页注［5］说：“根据傅斯年这封信的附言，他1924年1月开始写信，然而，直至1926年10月这封信终于寄出时，仍然没有终篇。”如果谁（读者或译者）翻阅一下当年顾颉刚拿出发表的这封信的原文（这篇《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在各种版本的《傅斯年全集》和选本中都收有的），就可以发现，注文中“根据傅斯年这封信的附言”一句，应改为“根据顾颉刚写在傅斯年这封信后面的按语”。而且，注文中的“傅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一句，也大可不从英文译出，完全可以照引原信中说的“我从不弄史学”。
第80页是三帧图片，一是《独立评论》的书影，二是胡适致傅斯年信的手迹，三是这信所附他抄写的一首诗的手迹，图片的说明是：“1937年4月，胡适为《独立评论》向傅斯年催稿的信，信后抄了清儒程瑶田（易田）所题程子陶画的《雪塑弥勒》。”看了这说明，只能认为胡适只是抄了一首别人写的诗送给傅斯年罢了。这诗的著作权属于“清儒程瑶田（易田）”。错了。胡适写的是他自己的一首新作。胡适1937年4月1日日记：“题陈援庵所藏程瑶田题程子陶画的雪塑弥勒。瞧这一个大肚皮，瞧他总是笑嘻嘻嘻。这是佛法这是佛，大家相信莫狐疑。明天日出肚皮消，连这笑也不存在。昨天大家乐一场，绝对真实无可赖。”看来，这是陈垣（援庵）请胡适在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上题诗，胡适对自己写的这一首新作还满意，就抄给在养病的傅斯年，供他一笑了。
第89页说“公元4世纪初，当晋代永嘉、靖康两次南渡。”大家都知道，这两次南渡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一次是由西晋变成了东晋，一次是由北宋变成了南宋。永嘉是晋怀帝的年号（307-313），当然是4世纪初。而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1126-1127），也就是岳飞的《满江红》说的“靖康耻，犹未雪”的那一年，已经是12世纪初了。这里的译文就把两件很清楚的事情弄得很不清楚了。作者没有仔细看一看译文，就吃亏了。
还有一些小毛病，如说“教育部长傅增湘”（第103页），按当时官制，是教育总长，如说“将中央研究院的地位从隶属于总统府的机构降低至隶属于孔祥熙领导的行政院的机构”（第183页），这里“总统府”应改为“国民政府”。又如说“蒋介石的参谋主任陈布雷”（第194页），这里“参谋主任”应改为“侍从室主任”。
以上几例不过说明译文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些并不妨碍它仍然是一本大可一读的好书。
野夫《乡关何处》
这是本散文集。
一连看了几本很硬的学术著作之后，读到这一本，精神为之一爽。
文章怕做。这一本决不是做出来的文章。
书中谈到，他当语文教师的好友苏家桥，说充斥教材中的刘白羽、魏巍、杨朔一类文章的拙劣。（第151页）野夫写的，决不是这种刻意“做”出来的“散文”，而真是如同行云流水一样，而处处流露出了深挚的感情和深刻的沉思。
书中栩栩如生地写出了好几位作者熟识的“奇人”或者说“畸人”。他们人品高，格调高，却沦落在社会的底层。这恐怕是当然会如此的。书中说，“老刘（刘镇西）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论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第129页）“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第130页）1977年又因为“说真话”（就是“现行反革命”）被判刑（第128页）。这种有古人风的人，现代已经没有他的生存环境了。他能够活到平反的那一天，还算他命大呢。
书中写的大伯张志超，是一位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者，为革命吃了不少苦头，后为被划为右派（第57页），成了政治贱民。他这坎坷曲折的经历，在不少老革命里颇有代表性。这命真不容易革呀。
书中写的这些人的遭遇和经历，从不同的视角反映出了这一页历史。这也将是一本有功史学的书。
我在这本书里也发现了一个错字。第39页倒5行的“朱久思”，应该是“朱九思”。他在调任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院长之前，担任过新湖南报社的社长，是我的老领导，我有幸认识他。
高峰枫《古典的回声》
我特别喜欢书中那些篇极有分量的书评。它所批评的书，大都是一些有很高档次的书，这些书的著者、编者也都是教授、副教授这个档次，有的还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作者一概不留情面地有根有据地指出这些书的问题。他的评论，不但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揭露一些著者抄袭和变相抄袭的证据，对于端正学术界、出版界的风气，对于世道人心，都大有益处。
在《西塞罗的愤怒》一文中，作者指出，这一卷《西塞罗全集》的中文译本，“这部九百余页的译作，只要你随便翻出一页来核对，便会发觉满目疮痍。任何译者偶有疏失，本来在所难免，但是满篇讹谬，而且都是最最基本的英文理解问题，这就让人大大怀疑译者的语言能力。”（第83-84页）作者举出了一些实例，这里就不摘抄了。
对于奥古斯丁著《恩典与自由》一书的译文，作者是“参照拉丁文精校本和两种英文权威译本”（第91页）来写这篇书评的。他指出了译文的一些缺点，例如，“本性的尊严”，“这个关键词被译者译成‘由于他们尚存的本性’，大大弱化了奥古斯丁的本意。”（第93页）
对于刘小枫编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典编》，书评指出：“最显著的缺陷有三方面：一曰门户之见太深；二曰选编尺度不明；三曰学术规范不讲。”“无论从作者的师承还是从选材的范围，《绎读》都不太像一套通识教育读本，倒更像施特劳斯派的‘中国派对’。”（第96页）书评还提出了书中所收刘小枫自己写的《哲人王俄狄甫斯》，指出其中“不少的感悟似乎来自伯纳德特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第101页）。
书中《抄袭的狂欢》一篇，揭露了《诺斯、政治与治疗》一书的抄袭行为：“第一章共10页半，至少有8页抄自约纳斯《诺斯替宗教》的中译本。”（第123页）第三章“共12页，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前5页半，全部抄自约纳斯中译本第144-153页；后面6页半，全部抄自约纳斯中译本第244-253页。”（第123-124页）
对于章雪富教授著的《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一书，书评指出：它“从第14-25页，从第28-36页，作者不断地翻译、编译崔格的文字”（第165页）。在这一节里，“两千字的中文，除了有8行引用了其他学者，其余仍旧是对崔格著作的缩写，这中间既有跳跃式的摘抄，也有字对字的翻译。”（第166页）具体的就不引了。
不要以为书评的作者是个喜欢吹毛求疵的人。不是的，他遇到好书，真是赞不绝口。对于张治翻译的《西方古典学术史》（桑兹著）的译文，就作了很高的评价。书评说：“翻译是否认真，可以从两件小事看出。一是看译者是否肯费心加注，二是看是否能给原书细心改错。这两点中译者都做得很出色，特别是对桑兹的引文还做了很多查考。”“译文的语言力求古雅，不少段落文采斐然，让人读起来神清气爽。”（第180页）不过他也指出了译文的疏忽之处（第183、184页）。
我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评论家、多发表一些这样的书评。也希望著译者、出版者更加重视这样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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