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线装书局
出品机构：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作者：袁伟时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2月
如果有人调侃地或弱弱地问一句：你知道有什么书最适合用来“摔到未来丈母娘的脸上”吗？我辈书呆子真的会长久而不是一时语塞。专栏作家肉唐僧为李开周《民国房事》（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1月）所写的封面推荐语实在有点解恨：“因为买不起房而结不了婚的广大男青年，你们应该把这本《民国房事》摔到未来丈母娘的脸上，让她们瞧瞧当年鲁迅、茅盾、梁实秋、郭沫若是怎样携妻带子租房过日子的。”但是，这种解恨顶多也是自我意淫而已，天底下哪里还有什么未来的丈母娘会管什么鲁迅如何租房子呢！广大男青年读完这部“房事”书，更应该知道房价只会涨、涨、涨，更应该乖乖地、上天下地连借带哄地把钱搞来尽快买、买、买房！
民国以来，一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房事”，都是房价飞涨与奸商寻租的循环，而调控往往都是酝酿了新的飞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因此，作者在序言中劈头就说：“历史一直在重演”，他说在民国买房、在民国租房、在民国做钉子户、在民国做开发商、民国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理念、民国的房荒、民国的住房政策等等所有方面，你都会看到一段重演的历史。人性和房事体制如此，住房保障这块大蛋糕，在民国也逃脱不了“所分非人”的命运。如果从房事看进去，恐怕对时下流行的民国范儿热也要来点降温了，就算民国房事好一些，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作者说民国时期（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吧）广州市中心的房价，一个小学老师大半年的工资只能买一个平方米（第10页），只比今天好一点而已。
当然，历史的重演之中也会来点新鲜的。例如，民国至少在“科级”这个层级上就没有那么多房叔房嫂；又比如，民国十五年也有天津开发商平掉公共墓地搞房地产开发，但那毕竟是公共墓地啊（第97页）。
另外，还是俗话说的，就怕货比货啊，光是房价这一比，就使人蒙了。民国十八年，北平普通市民四五年的收入可以买到鲁迅的那个四合院（第4页）；再说那伪满洲国，1938年长春一个普通工人要想买套有三四间房的普通住宅，要花十年以上的工资并且不吃不喝（第16页）。再看看拆迁。1928年3月7日夜里，上海市政府派警察在闸北窝棚区放火，逼走住户。而193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拆迁沪东一带的窝棚区，派出的五十名探捕竟然被钉子户缴了械，最后不但取消了拆迁计划，反而要为农民工开办免费的识字学堂（第92页）。关于那时人们的愚蠢和各种“不懂”，作者的批评一针见血，比如，他们甚至“不懂得教育钉子户‘要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真笨”（第96页）。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民国范儿”的曲调。光从这房事来看，真说不上有什么“范儿”那样的千般好，因而历史一直在重演；但是再往里看看，又似乎还没有那么多的奸商万般恶。
说到前朝“范儿”，袁伟时老师的《缠斗：方生与未死》（线装书局，2013年2月）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该书收录的是作者近十年来的报刊文章与采访答问，不是故作高深的高头讲章，但正因为是通俗读物，反而更能把历史真相以大白话说出来。比如谈到洪秀全，以前读大学历史系的时候，虽然我们还是浸泡在史学界“五朵金花”的泡沫中挣扎，但是在一次与广东史家前辈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敢于对洪秀全发难，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但是，那时无论如何批判洪秀全，总是找不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大实话送给他。而袁老师说，洪秀全宣扬自己上天见到上帝，到了天上，人家用轿子抬他，“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邪视”，上帝教他“两脚要八字排开”！“这些胡说八道表明一个农村青年的最大想象力，不过如此。他文化程度不高，秀才考不上，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另找出路，但又没有什么才能，所以他的思维跟历代的那些草莽英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第29页）但是，“有人还写什么论洪秀全哲学思想之类的文章。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哪里有什么哲学思想？屎里觅道！”（第31页）好一个“既愚昧又野心勃勃的乡下八股佬”，当年我们想说的可能就是这句话，我甚至还能想象当年班里的那位“老邪门”（刘青峰《公开的情书》里的思想者）林兄如果说出这话时那是什么样的神情。但是，数十年来学术界、文化界对这位“乡下八股佬”的各种“思想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多少宝贵的资源空耗，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幕幕荒唐的学术肥皂剧。为什么会这样？袁伟时老师说，“如果你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以后，在研究时你只要找到一两句话，再尽量夸大，得出的结论往往很可笑。”（第31页）一部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学术史，这样的可笑之事不少，而其负面后果绵延至今，余焰尚存。
该书题为“缠斗”，乍看起来有点费解。“自序：告别虚妄，维护历史的尊严”中提到：“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之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这就很明白了，是文化之争、思潮之斗，所争所斗者的核心，是制造虚妄的历史和求真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自序写于2012年末，作者开篇即说：“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可以说，这是对“缠斗”最敏锐的认识和最深刻的评价。这里的“刍狗”，自然与王弼注今本《老子》“以万物为刍狗……以百姓为刍狗”的原意大有不同。在本书中，最能体现这种“缠斗”的是第一辑“回顾风波”，几篇文章围绕着近现代史的“翻案”问题而“缠斗”。《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一文认为，历史研究的发展就是不断抛弃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本不存在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第5页）这是学术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史之始，因此也就注定了日后的“翻案”是必然的。作者说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以小说、影视的手段普及翻案的成果更是十分有益，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第7页）。冯小刚拍完《一九四二》以后，有一种呼声使人不得不正视，也反映出这种热潮带来的觉醒。真正深刻的“翻案”，还不仅仅体现在人物、事件的个案上，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被遮蔽的民族命运转折点。在《回顾二十世纪》中，作者提出几次打击所造成的历史大挫折：比如清末民初宪政的失败，还有1924至1926年间段祺瑞以宪政与和平挽救中国的失败。一再摧毁民族的希望，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之源。这样的被遮蔽的历史巨案，不缠斗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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