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手稿》
（美）特拉维斯·霍兰 著 杨晋 译 新星出版社 2012年11月
文学史上，因为直言不讳地嘲讽政局、针砭时弊而获罪的作家不在少数，由文字而生的浩劫亦屡见不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
小说《最后的手稿》以此为背景。美国作家特拉维斯·霍兰以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最后的手稿为切入点，追索黑暗时代里文学的终极命运，在向无辜罹难的人们致敬的同时，无意间揭开的却是大时代里小人物岌岌可危的生存处境。故事发生于1939年，其时正值肃反运动的高潮时期。革命带来极权，“白银时代”的辉煌被白色恐怖的阴影所取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批盛名卓著的作家、诗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无辜蒙冤：茨维塔耶娃被迫在异国自缢身死，曼德尔施塔姆最终死于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
唯唯诺诺的情报局档案管理员帕维尔曾经是俄国文学老师，因为诬告他人被免职，从此，“无奈地陷入了沉默之中”，只得隐姓埋名做起了“焚书坑儒”的帮凶。与巴别尔的偶然会面，重新燃起他内心本已奄奄的文学火苗。出于尚未泯灭的良知，他悄悄收藏了作家尚未完成的两卷手稿。
《最后的手稿》沉浸在一派阴云密布的压抑氛围之中。霍兰以帕维尔发现巴别尔的手稿为起因，更将手稿的去向作为贯穿全篇的最大悬念，但作者并未将叙述止于情节上的悬疑。作者潜入历史的幽微小径，以写实的笔法一路行去。小说虽书写时代，却无关宏旨。伴随着一系列芜杂生活场景的描述，叙述最终走入日常的罅隙间，俗世的煤烟味扑面而来。个体生存的烦忧与极权时代的恐怖交织缠绕，记忆的温馨美好与现实的冰冷压抑几成对应：孩子们的笑声犹在耳畔、母子间的亲情历历在目、医院里终年弥漫的巧克力甜香、冬日里湖上滑冰的情侣……乍眼一看，生活还是那个生活，仿佛没有丝毫改变，然而因为政治气候的突变、个人命运的无着，反倒被蒙上一层惊悚、诡异的面纱。
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里，文学大儒们尚且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更何况耽于生存之困的一介蚁民。对于现实，帕维尔有太多怨言，却敢怒不敢言，唯有以沉默作为无声的抗议，用失忆应对现实的荒谬。“体面”的职业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安全感，即使跻身权力机关，他也只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随时可能被撤换、被检举。叙述在无助的等待与焦虑的情绪之中缓缓推进，小说开放的结局预示着帕维尔阴晴不定的明天：妻子因为车祸而亡故，母亲因为脑瘤生死未卜，亦师亦友的塞米永因言获罪下落不明。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是下一个失忆症患者，还是另一次离奇失踪，抑或是阴霾散去后普照大地的阳光？
汉娜·阿伦特曾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本质上，《最后的手稿》不是追忆逝去年代的哀悼录。霍兰无意声讨暴政的成因，也无意为小说加上沉重的政治指涉。研习历史出身的他深知保留记忆与文字的可贵。透过小说中帕维尔字字泣血的内心独白，霍兰表露出自己的心声：“每件事情都值得被铭记”。无论是文学，还是记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不应该被遗忘。帕维尔收藏巴别尔最后的手稿，珍藏塞米永的日记与情书，既是对过去岁月的纪念，也可以看作是对未来的“启明”——这火焰虽然微暗，但只要曾经存在过，就足以慰藉每一个无辜逝去的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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