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鲁迅》
(日)内山完造著，何花等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11月版，28 .00元。
《上海下海》
(日)内山完造著，杨晓钟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28 .00元。
关于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的事情，上世纪三十代的上海小报，曾多次造谣过。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件事情。在《忆友人》这篇文字里，内山完造这样写道：“上海有种叫作‘小报’的小型报纸，上面把先生批得很厉害，说我是日本外务省的最高间谍，月薪五十万日元了，每年情报费有五百万日元，必要的时候多少钱都出得起。还说我养了很多信鸽，其中最大的一只信鸽就是先生，每月都从我这里收到十万日元的好处费等。当时先生叫我不必在意，谣言之类的要编多少有多少，但真相只有一个。”
1932年1月30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鲁迅所租住的房子玻璃竟然被子弹破了一个洞，于是全家立即离寓，还是经由内山完造的安排，鲁迅先生一家又一次住进了内山书店。这期间，周建人一家被日本军方拘禁，内山完造多方活动，救出了周建人一家。
然而，内山完造可以从军方救周建人的消息，不小心还是走漏了。在当时，一个日本商人，和军方来往密切。这不能不被人猜测。果然，1934年，内山完造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便遇到诘难。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便刊登了一篇攻击鲁迅的四百余字短文《鲁迅愿作汉奸》，作者署名为“思”。在这篇短文里，这位“思”兄颇为恶毒，在文章里意淫鲁迅先生的一本叫做《南腔北调集》在日本出版日译本，说鲁迅骂政府的那些文章在国内挣不到几个闲钱，然而，经过内山完造介绍给日本情报局，便可以得到大笔的钱。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过了不久，这份《社会新闻》又于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另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这篇署名为“天一”的文章写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这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内山完造的手段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是“大鸣大放”，写道：“这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对于这篇狂热造谣加腻想却又极容易蛊惑民众的文字，鲁迅先生实在控“制”不住了，他决定要反驳一下，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写道：“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鲁迅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一直是爱国的。
就在《我的朋友鲁迅》这册书里，内山完造在《有关诗歌的谈话》以及《先生逝世六周年》两次提到“野口米次郎”和鲁迅的一个对话。是关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的。野口米次郎说：“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不能拥有安定百姓的能力的话，进而变成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一样，连国防和政治都被外国侵占了，到时候怎么办？”鲁迅答：“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同样是丧失财产，但比起强盗偷去，还是被放荡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虐杀，但我希望被同国人杀害。”
百度搜索“野口米次郎”，知道了这位比鲁迅年长六岁的诗人曾留学美国，并久居欧洲，能用流利的英文写作，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在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曾经写过一篇文字美好的回忆文字《与鲁迅谈话》，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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