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袁伟时的新作《昨天的中国》之所以给人新的感觉，其原因就在于构成此书的两大支架是“追求真相”（或曰“还原历史”）和“普及常识”。对此，我们不妨做点尝脔一鼎的罗列。
就“追求真相”而言，袁教授在书中一再表示自己的为学原则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他还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桩如烟往事：当年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袁教授选定的论文题目就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他认为它讲得没道理，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不可相信。当然，最后在指导老师的反对下，这个现在看来的确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论文流产了。然而，从那时起就埋下的求真精神却延续到了他耄耋之年的今天，于是我们看到——
几乎被我们历史教科书一笔抹杀的戊戌变法之后的十多年晚清史，在袁教授笔下恢复了其本来面目——“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事件60年，经济发展的实绩远远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后十年。原因无他，把被扼杀的经济自由还给了大清国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民间经济蓬勃发展；全国财政收入也从十九世纪末的8000万两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三亿两左右。”对晚清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的教育、司法和政治改革评价甚高，并进而认为晚清新政的成就比辛亥革命高！至于晚清的覆灭，也“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这种对历史的还原较之我们以前接受的那种“革命之前一片黑暗，革命之后晴空万里”的一元论，显然更发人深省。
再比如，“火烧圆明园”事件。袁教授在谴责英法联军的残暴之余，也为我们揭示了这个事件的另一面：那就是1860年9月18日，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与此同时，还违背中国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基本规则对这些谈判人员进行了中国式的摧残：比如当时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洛图尔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了解了这些真相，我们在谴责英法联军野蛮的同时，恐怕也该检讨一下满清统治者的残酷。也对恩格斯所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的论断有了真切的认识。
再看看普及常识方面，袁教授谈到“我们进大学时就跟世界的学术切断了联系，把世界学术主流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所以学术视野很窄。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学术是重新做起，从基础做起，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很多偏见，而且这个偏见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一开始就面临这些东西，要冲破自己头脑中和社会上的极端片面的东西，要回归主流文化，这个过程非常艰难。”这里的“回归主流文化”我理解就是“回归常识”。从何处回归？从谬误（错误的“常识”）上回归。
我们这代人读历史读到明清时，都会读到这样的论述，说是那时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当然也将其视为“常识”，照本全收。可袁教授的书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反常识的——因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实质不过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此外，诸如“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常识”。可此书却告诉我们“这个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袁教为此还举例“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常识，对于我们学习西方文明该学什么，保护自己文化该保护什么，就不再是难题了。
袁教授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修订版为《落日帝国――晚清大变局》）一书的新版后记中说，希望孙子到了写书的时候说：“爷爷那一辈人真傻，讨论的尽是常识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有袁教授这辈学人孜孜不倦“讨论的尽是常识问题”，才可能有孙子辈写书时发那样的感慨——只有前人的不懈努力，常识才能真正成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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