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反映了起居室中床所占据的特殊位置。
许倬云说历史
中国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时期，民族大混合和国家的离散，要到隋唐时代中国才重新回一，将分裂的南北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段时期，在民族的成分和文化因素方面，都是由多元重新整合成新局面。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变。
唐代的政治特点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北魏统一北方，已经相当程度地恢复了核心地带的国家体制。不过，北魏末年，因为六镇尔朱荣带领的胡汉混合部队攻入中原，中原地带又有东、西的分裂。北周以关中为基地，终于再度统一了北方。隋、唐都是北周府兵集团的继承者，都是北周军事力量的后人。隋唐两代以府兵起家，整合为一个世袭的军事集团，成为隋唐统一天下的势力。唐朝李世民又相当技巧地将山东豪杰收服，成为唐室的另外一支军事力量，结合关陇和山东的武力，唐朝才能将隋代征服的南方，重新整合在以中原为基础的大伞下。
汉代崩溃以后，北方的汉人，以坞堡自保，在各地保存了汉文化。同时，永嘉南迁以后，南下的北方大族和长期在南方开拓的豪门，也在保存文化的机制下，转变成为唐朝统治阶层的核心部分。南、北各地，一直到中唐，大姓豪门的世族，力量始终强大。其中包括府兵的后代和东方豪杰的后代。武则天开始晋用科举及第的文人，但是大族以外的文人，并没有能够代替世家大族的势力。直到晚唐，进士们和豪门大族的力量，还是彼此竞争。新进的进士们，还无法完全取代氏族；唐代中期以后，朋党之争，还是这两股力量的对抗。
凡此文、武二途的整合，熔铸了大唐帝国，开疆辟土，建立一个比汉朝更强大的天下国家。这个巨大的帝国，实际上应当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本土，有皇帝制度、有文官制度，治理帝国本土的百姓。另一部分，尤其西半边，从今日河西走廊，直到今日的阿富汗，加上西北边境：这些地方的居民，颇多不是汉人的族裔。他们与唐帝国的关系，是所谓羁縻州府，亦即原来的部落领袖，接受唐代地方政府的名义，奉中国正朔，纳入唐帝国的版图，而原有的首长，仍旧治理原有百姓。东方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的国家，也接受中国官职，却只是外藩，待以客礼。同样，南方诸国和唐朝的关系，在今天中南半岛以外，也只是奉唐朝为宗主国，但他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力量，因此，唐朝设立的帝国体制，至少有三种不同形式的统治权，构成一个复合的帝国。至于草原上的许多族群，强大的大唐帝国，足够使他们屈服；不过他们不奉唐朝皇帝为皇帝，而称为天可汗———天可汗的含意，是许多可汗里面最大的可汗，也等于联盟的领袖。从以上所说的形态看来，唐代帝国的复杂性，就不是汉代以内地为主的体制。唐代中国，兼容并蓄，气宇宏大；相对于汉代的基础厚重，可谓各具特色。
唐朝改变了汉朝的丞相体制，中央的权力没有汉代的丞相府集中。唐代丞相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谓集体领导的相权，至少有代表皇帝的中书省，代表权力的尚书省，和监督朝廷的门下省：三省的首长共同办事，构成一个集体权力结构，所以唐朝的宰相是一个团体，不同于汉朝一个丞相的制度。这一个集体领导的体制，在中国列朝，延续到清代。除了蒙元时代以外，基本上没有改变。同时，皇室本身的权威，常常有宦官参与，构成强大的内廷，干预外廷的政策和执行。这一现象，在后世的中国历史上，明代的宦官干政，最为严重。内廷凌驾外廷，引起许多问题。唐代藩镇强大，乃是安史之乱的原因；在北方沿边，节度使掌握军、民、财政，三方面的权力，遂造成藩镇尾大不掉的形势。尤其在北部，中唐以后，地方割据，中央政令不行。北边一大片土地，形同独立。
经济网络与民族融合
在经济方面，唐室的行政体制，反映了经济结构的特色。唐代设立的道，不同于和汉代的州郡；汉代的州郡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相当自主的地方政权。唐朝的道，从道这个字顾名思义，乃是以中原双核心，长安与洛阳，辐射出去的一条条路线。道的首长，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转运物资，将各地的资源，输送到中央政府。如此的结构，反映了根本的经济形态，就是全国各地不同的产品，经过这个物流机制，构成有无相通的经济网络。
之前已经说过，从汉代覆亡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转变成以实物交换的自然经济。唐代的统一，恢复了汉代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在这个网络上，才有可能将自然经济再度转变为货币经济。当然，唐代中国，有过相当长期的稳定，使得中国的物产，经过国际贸易运到四方。经过北方的丝路、南方的海运，丝绸、茶叶、瓷器和各种工艺品，都为中国赚得许多财富，也使得中国的经济长期地稳定繁荣。即使北方颇多战乱，南方的安定，维持了全国经济荣景。
在民族的构成方面，胡人进入中国以后，经过北朝的长期同化，将胡人的血统和文化灌注入中国的族群结构。到了唐代的时候，北朝的许多姓氏，虽然是胡姓的后代，也已经和汉人无所分别。另一方面，唐朝一代，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新的外来文化，唐代沿边节度使，其军事力量基本上都是胡汉混合。尤其安史之乱时，今天河北和辽河流域安禄山的基地，根本上就是各种北方胡人混合。所谓胡人，乃是不同族群的混血，像安禄山自己就是突厥和东方胡族的混血儿。安史之乱，唐朝中央政府的军队，将领与士兵，也用了不少西北的胡人；唐室甚至从回纥和吐蕃借兵平乱。这些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部队，本身就已经是胡人混合体。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安史之乱时，中原之地尽是各种胡人交战的战场；东北地区的藩镇，在安史之乱以后，依旧独立，不受朝廷号令。胡人文化，在北方长期地延续。
往西面看，丝路开通，许多中亚商人进入中国，行商坐贾。中亚的粟特商人，很多长期居留在长安附近，逐渐融入关中百姓；他们虽然保持了祆教的信仰，实质上逐渐变成汉人的一部分。伊斯兰力量兴起，中亚各国都受伊斯兰扩张的影响，那些在西方羁縻州府的地方首领，颇多率领众民，逃入中国本土，要求中国接纳，在内地居住。这些从中亚进入中国的族群，为数不亚于百万计；唐室安插这些难民，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东，处处都有他们的聚落。
因此，整体而论，中国北方在隋唐时代，接纳和融合的北方和中亚草原民族，为数实在不少。尤其河朔一带，在安史之乱以后，经过残唐五代，然后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这一大片土地，实际上长期没有再回归到中国体制之内。契丹人建立辽国，占据了内蒙古和中国一大片地方，其基础就在这些已经汉、胡的混合族群。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时中国已形成一个南、北朝的雏型。经过辽、金、元，北方和南方一直维持南、北分裂的形态。
璀璨文化与多元信仰
在文化方面，频繁和活泼的对外交通，带来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佛教、祆教、摩尼教等等，都进入中国。当然，佛教进入中国为时已久。在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本土化；佛教不再是外来宗教，转变成儒道佛三家并行时，已是重要的三分之一；儒家反而是相对于佛教，居于弱势的地位；道教以老子为始祖，李家的唐代皇室以道家为自己的宗教，因此得到皇室的庇护，道教也十分发达。这三大信仰再加上原始道家代表的思想，四种不同的思想，当时竞争而又共存。
佛教在唐朝的中国宗派林立，有的是根据一个经典成为一派，有的是根据中亚已经存在的宗派延伸到中国。也有中国人，以中国思想配合佛教思想，发展新的本土宗派。最后，净土、禅宗两大宗派，在民间砸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大宗派，其实都不是印度原始信仰。玄奘到印度求经，当然是一代盛事。他带回来了唯识宗，其实是印度哲学思想建立于因明学的体系，博大深奥，却不能为一般信众理解。净土和禅宗，都因为绕过深奥的学术思维，直接传达简单的信息，反而易于在一般信众中扩张，遂成民间的重要宗派。东传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向东方开展，进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构成了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宗派，大体上，这两个地区，还是中国文化的转移而已。
道教，虽然有皇室的支持，其发展的思想性并不强大，只是整理了南北朝时代分散的理论，整合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
儒家面临佛、道两家的挑战，再经过一段重整的过程，才能重新出发。第一步是将南北朝的儒家经典注释，整理完成，这是儒家文献的经典化。儒家的再出发，在中唐时代，韩愈、柳宗元、李翱这三个人，各有阐释与发挥。韩愈是面对佛家的挑战，用文化的民族主义来抵制外来的宗教，韩愈提出儒家的“道”，指出其形上学的意义，作为宇宙一切存在的本体。他的排佛的态度，则是希望政府，致力遏止这一外来宗教的发展。这一态度，在利用政治权威，排斥异己，当然甚不可取。他想将中国的易经和孟子的思想作为依据，建立一套儒家的形上学，却对儒学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柳宗元则是融合儒家和佛家，态度中和。柳宗元一生并没有专门为了融合而书写的大批著作，但他的思想散见于许多散篇论文之中。他主张儒佛相容，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超然信仰，结合成一个内外兼具的超越。他甚至于在佛教僧侣出家的戒律和中国伦理的孝道之间，提出折衷的说法。在儒家之中，他特别重视的乃是孟子；心和性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由此建立的唯心论，就超越了儒家思想中只谈现实的层次，进入了一个本体论和知识论双方兼顾的哲学。柳宗元也特别注重儒家安民的实践。他以为国家以百姓为本，吏为民役，官吏是为百姓服务而设。他自己身体力行，一生为百姓为人求福祉。他曾经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改革运动。改革失败了，他被贬谪南方，担任地方官。每到之处，他都能为地方百姓，推行一些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工作。
韩柳二人之外，李翱有更具体的贡献，他是韩愈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路线，却是更接近于柳宗元。他的《复性论》，是宋代理学的初步工作。在这篇文章，他将心和性，相当程度地吸收了佛家的辩证，建立一套可以为宋代理学开展，开启一个很清楚的道路。也正因为韩、柳、李三人的注意，我们才有所谓《四书》，亦即论语、孟子，再加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儒家理论最重要的四块基石。学、庸两篇，其实都属于孟学：在大学之中，将入世之务和内心的修为，当作一个连续不能分割的过程，中庸则是拿心性当作人的本体，认为儒家一切的观念，都可以从心性建立。我们可以说，韩愈注重内圣，以儒家的内修作为根本，柳宗元兼顾外王和内圣，他认为人间有益的事情，应是心性修为的提升。
宋儒渐渐建立两宋的理学，但是，和朱熹同时的陆象山，始终坚持心和性的重要性。也从陆学的基础上，才有明代的王阳明之学。从韩愈到王阳明，儒家的发展方向，逐渐走到哲学和内修的方面，“内圣”几乎成为学者关怀的全部；淑世实践的“外王”难得有人再加认真地讨论。柳宗元的思想，遂不再有人注意。
文化的其他方面，唐代的中国接受了许多外来因素。印度文化系统的数学、艺术，在唐代是独立的学门，经过消化，这些当时所谓婆罗门学终于全融合于中国文化，无法加以分割。从西边和从西南进来的音乐，在唐代构成十大乐府里面的九部，可是后来也融合为一套中国的传统音乐。今天所谓国乐之中，古琴以外，几乎所有的弦乐器，都是在唐代才被引入中国。
城市的线形结构形成
在生活方面，唐初还有席地而坐的古代文化传统，但是经过唐代演变，到了中唐以后，逐渐发展为案桌和椅凳。例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一个接待的起居室，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一个床，就相当于台湾的“和室”；床上是一个空间，床前的活动，又在另一空间。唐代装饰艺术，既有草原的色彩，也有南方的色彩，都融入在中国的艺术中。来自南方的许多植物，引进成为中国的食料和药材。从西域引进的葡萄酒、奶酪等等，也终于成为在中国的饮食之中常常出现的项目。
唐朝活泼的商业活动，使许多交通中心，转变成为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是自然成长的，不是官方规划的行政中心。从唐代开始，到了宋代，城市从方形的结构，转向线性的结构。线性结构的城市，终于成为中国城市的典型。譬如说，今天日本的邮递地址，还是沿袭唐制，是以町、番、目安排；线状的地址，是沿着街道设定的门牌号码。这些自然发展成型的城市，居民活动就不再是由坊、里隔开，而是沿街道开展。
中国历史系统，一般解读，都艳称大唐帝国的声威。其实，大唐盛世，安史之乱以后，不复再现。这一时代的开展，不在政治与军事。其中重点注意的部分，乃在本节陈述的几个方向。经济力量的上升，从中古以后，终于可以挑战政治和社会，成为形塑中国的三大力量之一。思想方面，唐代延伸到宋代，中国中古时期的后半段，这一段时期既是咀嚼传统，又是向前开展。民族成分，吸收了许多外来族群。文化面貌多元而又活泼。这一时代的整体格局，开张宏大。在本章下半段，我们会讨论欧洲世界的中古时期，本来也是对外开展，但是基督教教廷权威树立的封闭形态，却使得欧洲后世的发展走向长期僵固的文化面貌，却又埋下强烈的反弹，导致下一个时代的革命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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