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告别”或许使人很伤感，古人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其实说的是情爱越深，告别越难。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欲告别痛苦的过去，其复杂与艰难更不必说了。读袁伟时教授新出文集《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自序”的标题即为“艰难的告别！”，心头不禁为之一震。袁老师说：“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所谓一再回到原点，可见“告别”之艰难。因此，“自序”中再三慨叹“告别昨天，实在艰难”（第1页）。此中意味，恐怕读者时贤，或亦有戚戚焉。
其实，所谓的“告别”，从国家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更准确的概念应该就是“切割”。前些日子孙立平教授在媒体上说， “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与袁老师的“艰难的告别”联系起来，其内在逻辑就很明晰了：不“切割”，何来的“告别”？不“告别”，焉得转型？
《昨天的中国》所收多为作者近年接受的访谈、演讲文稿，语言生动，叙述明快，但在成书时增补了许多准确的文献资料出处，思想的犀利与学术的严谨得以兼存。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放眼百年风云，在回眸一瞥中，百年中国踉跄前行、曲折蹒跚之状使人为之扼腕；下篇“辛亥革命”围绕其成败得失、真相假象反复论说、层层剖析：“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第191页）诚哉斯言！但其实，这种盛大的历史假面舞会在现实中得以长演不衰，倒是离不开某些“史家”的唱和之功。因此，袁老师说“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如何告别“昨天的中国”，兹事体大，然而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告别”是刻不容缓的。回眸百年风雨，从辛亥革命起的“沉重、复杂的告别”中，恐怕最根本的一条是与一切不自由的制度彻底告别。袁教授在访谈、演讲中时常念兹在兹的也正是“自由”这个核心问题。谈“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第一条就是“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第3页）。谈国家兴盛，“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国家兴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追求，也是现代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而在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之间，袁教授痛陈“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种独特的作用。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第35页）。关于印度民主道路的得失，他认为“政治民主跟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一旦丧失，政治民主也就很难维持、很容易败坏，印度就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第53页）。对弘扬民族文化与自由的关系，作者更是一语中的：“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第55页）
关于自由的言说在书中多有阐发，在我看来特别值得思考的是《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一文中提出的深入论说。文章首先明确肯定了武昌首义后旋即制订的第一部宪法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认为“这个约法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要三权分立；二要保护公民的自由”（第83页）。接着指出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作者特别补充说，“尽管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草案和宪法都接纳了这个批评意见，规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但都没有付诸实施”（第85页）；二是它没有建立彻底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其严重的缺陷是参议院（国会）的权力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而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专横（第86页）。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分析了这些主要缺陷之后紧接着指出：“应该肯定，民初民主宪政有过良好的征兆，必然失败论流于表面，没有深刻揭示内在的复杂关系。”（第87页）也就是说，民初宪政的开局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快就中断，探索其深层的原因才是认识如何告别“昨天的中国”的关键。于此，作者以醒目的小标题明确指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是这次革命没有把公民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各国民主革命的文献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第91页）。应该说，无论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思考，应该将此看作告别“昨天的中国”之艰难的核心问题。作者对民初宪政发出了这样的百年追问：“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共和外衣掩盖下的专制国家？有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结力量，在实践中纠正文本的缺陷，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自由宪政？”（第92页）而历史之后给出的答案显然是令人神伤的。最后再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以宪政始而以开明专制告终的思想歧途进行分析，凸显梁启超和袁世凯等开明官僚是站在同一思想底线上的，而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失误，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征（第99页）。说到这里，如何认清政治家的思想底线，无疑又是思考能否成功地告别“昨天的中国”的另一关键。
如果我们把“告别”的目光扩展到海峡两岸的历史进程，“百年追问”可以呈现出鼓舞人民的曙色。《思想》第22期（联经，2012年11月）以“走过八十年代”为主题，通过亲历那个年代的反叛与追求、思考与行动的几位作者的回忆，生动地展示了台湾是如何进入重大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图景的。在第一辑“个人、运动与时代”中，萧阿勤的《追求国族：198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似乎是从更深、更充满复杂性的角度回应了袁书中关于民族主义论述与宪政民主关系的思考。吴介民的《革命在他方？——此刻记忆1980年代》原拟题目是“抖落恐惧：1980年代的台湾”，“抖落”者，亦即告别也，好一个“抖落恐惧”!这正是告别“昨天的中国”最具真实生命气息、最有象征意义的由衷表述。文中对陈映真的左翼信仰、对吴耀忠的左翼美术情愫的追忆、对学运社运风云的来路与归向等等的忆述同时沉积着思想与感情的热度。第二辑“文艺与政治：纪念吴耀忠”更使我感到欣喜。文艺与政治的交集在1980年代的台湾政治转型中曾经发挥过如此撼动人们心灵的作用，这是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极为宝贵的借鉴。在本期中，陈宜中先生对经济学家朱嘉明的访谈也为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本。本辑编者在“致读者”中提到了“时代任务的转移与承接，”这不正是今人告别“昨天的中国”的自觉使命吗？
其实，所谓的“告别”，从国家政治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更准确的概念应该就是“切割”。前些日子孙立平教授在媒体上说， “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与袁老师的“艰难的告别”联系起来，其内在逻辑就很明晰了：不“切割”，何来的“告别”？不“告别”，焉得转型？
《昨天的中国》所收多为作者近年接受的访谈、演讲文稿，语言生动，叙述明快，但在成书时增补了许多准确的文献资料出处，思想的犀利与学术的严谨得以兼存。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放眼百年风云，在回眸一瞥中，百年中国踉跄前行、曲折蹒跚之状使人为之扼腕；下篇“辛亥革命”围绕其成败得失、真相假象反复论说、层层剖析：“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第191页）诚哉斯言！但其实，这种盛大的历史假面舞会在现实中得以长演不衰，倒是离不开某些“史家”的唱和之功。因此，袁老师说“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如何告别“昨天的中国”，兹事体大，然而总有一些最基本的“告别”是刻不容缓的。回眸百年风雨，从辛亥革命起的“沉重、复杂的告别”中，恐怕最根本的一条是与一切不自由的制度彻底告别。袁教授在访谈、演讲中时常念兹在兹的也正是“自由”这个核心问题。谈“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第一条就是“人的自由度大小是国家盛衰的关键”，“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第3页）。谈国家兴盛，“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国家兴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追求，也是现代国家兴旺发达的首要条件”。而在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之间，袁教授痛陈“租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人争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种独特的作用。这是令人心酸的历史记忆”（第35页）。关于印度民主道路的得失，他认为“政治民主跟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一旦丧失，政治民主也就很难维持、很容易败坏，印度就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第53页）。对弘扬民族文化与自由的关系，作者更是一语中的：“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第55页）
关于自由的言说在书中多有阐发，在我看来特别值得思考的是《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一文中提出的深入论说。文章首先明确肯定了武昌首义后旋即制订的第一部宪法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认为“这个约法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一要三权分立；二要保护公民的自由”（第83页）。接着指出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建构切实的保障，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作者特别补充说，“尽管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草案和宪法都接纳了这个批评意见，规定要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但都没有付诸实施”（第85页）；二是它没有建立彻底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其严重的缺陷是参议院（国会）的权力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而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和专横（第86页）。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分析了这些主要缺陷之后紧接着指出：“应该肯定，民初民主宪政有过良好的征兆，必然失败论流于表面，没有深刻揭示内在的复杂关系。”（第87页）也就是说，民初宪政的开局是比较好的，但是很快就中断，探索其深层的原因才是认识如何告别“昨天的中国”的关键。于此，作者以醒目的小标题明确指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公民权利诉求，“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是这次革命没有把公民自由权利摆到应有的位置，而启蒙运动的根本诉求恰恰是人的觉醒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各国民主革命的文献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第91页）。应该说，无论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思考，应该将此看作告别“昨天的中国”之艰难的核心问题。作者对民初宪政发出了这样的百年追问：“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还是在共和外衣掩盖下的专制国家？有没有杰出的政治家有足够的智慧集结力量，在实践中纠正文本的缺陷，引领中国走出困境，实现自由宪政？”（第92页）而历史之后给出的答案显然是令人神伤的。最后再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以宪政始而以开明专制告终的思想歧途进行分析，凸显梁启超和袁世凯等开明官僚是站在同一思想底线上的，而这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失误，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幼稚病的重要表征（第99页）。说到这里，如何认清政治家的思想底线，无疑又是思考能否成功地告别“昨天的中国”的另一关键。
如果我们把“告别”的目光扩展到海峡两岸的历史进程，“百年追问”可以呈现出鼓舞人民的曙色。《思想》第22期（联经，2012年11月）以“走过八十年代”为主题，通过亲历那个年代的反叛与追求、思考与行动的几位作者的回忆，生动地展示了台湾是如何进入重大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图景的。在第一辑“个人、运动与时代”中，萧阿勤的《追求国族：198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似乎是从更深、更充满复杂性的角度回应了袁书中关于民族主义论述与宪政民主关系的思考。吴介民的《革命在他方？——此刻记忆1980年代》原拟题目是“抖落恐惧：1980年代的台湾”，“抖落”者，亦即告别也，好一个“抖落恐惧”!这正是告别“昨天的中国”最具真实生命气息、最有象征意义的由衷表述。文中对陈映真的左翼信仰、对吴耀忠的左翼美术情愫的追忆、对学运社运风云的来路与归向等等的忆述同时沉积着思想与感情的热度。第二辑“文艺与政治：纪念吴耀忠”更使我感到欣喜。文艺与政治的交集在1980年代的台湾政治转型中曾经发挥过如此撼动人们心灵的作用，这是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极为宝贵的借鉴。在本期中，陈宜中先生对经济学家朱嘉明的访谈也为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本。本辑编者在“致读者”中提到了“时代任务的转移与承接，”这不正是今人告别“昨天的中国”的自觉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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