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踪迹：观察者、发现者和批判者》，林贤治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8月版，40 .00元。
《历史镜像：20世纪目击记》，林贤治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8月版，38 .00元。
在今天中国，说一个选本可以成为一面旗帜、一个阵地或一份宣言，已经不算夸张。
据说鲁迅先生曾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但是又有点不以为然的态度，说“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是的是的，先生说得是。但是在今天，“选者之意”是不用讳言了，能够使读者“就范”更是选本的光荣与梦想。一个人的选本早已不是先生念兹在兹的文学品位、文学史影响等问题，而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站立与跪下的问题。一个人的选本与一场战争，早已不是江南细雨中的《文选》时代，长于使用投枪和匕首的先生，也应该不难理解呵。
当然，不应该所有一个人的选本都是投枪和匕首。假如有一个人的选本源自内心的绝望与希望的交战，源自对一场战争的敏锐与自觉，因而以更博大的气息、更深刻的关怀、更细腻的目光把人类文明精神的天火传送出来，以引领人之上升的宏愿选择经典，这是更全面、更深刻的人文启蒙。不必再说什么自清末以来西风东渐的启蒙运动或者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启蒙大潮，现在早已是晓风残月、酒醒何处，关键只是你愿意站在哪一边。这时候，人们需要有一种选本，不但惊醒人的迷梦、鼓舞人的勇气，也能给人以安慰和灵魂的美感。
这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经典”丛书(林贤治编选)就是号称“一个人的选本”，目前推出的6册分别是《思想踪迹》、《历史镜像》、《广场钟声》、《社会小说》、《文化随笔》、《自由诗篇》。从思想到文学，从社会到个人，这些选本的标题与副标题已经可以说明一切。“编者序”说：“要求入选作品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而以社会的根本改造为依归。选文亦集中体现了作者们对人类的尊严、价值、命运的思考、追求和关切，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这是“一个人的选本”的核心宗旨，它们体现了选编者的阅读与选编的价值观：以人类普世精神价值观为指引，关注现实生活，相信通过塑造理想人格可以改变社会。
在这套文丛各分册的编选理念中非常鲜明地贯彻着这一核心价值，如《思想踪迹》“意在凸显思想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历史镜像》强调其作者都是“历史现场的见证者”；主要收入演说词的《广场钟声》强调的是“自由表达政见的空间”；作为文学选本的《社会小说》、《文化随笔》和《自由诗篇》更是集中体现了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文学的巨大社会作用的高度褒扬：它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它以想象性、形象性和情感性深入读者的内心；在这里，所有的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化作生活问题；作者必需具有诚实的品格、正视现实的勇气；更大的勇气来自自由感和道义感，由此产生的文学是揭示性和干预性的，读者可从中获得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我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校园里出现的“文学热”正是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文学名著重新发行，人们争相传阅和热切讨论，催动着人道主义、“异化”思想等思潮的传播。直到今天，虽然文学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与地位变得极为复杂与暧昧，但是我们仍然不会失去对文学所拥有的信念。
以“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幸福”为号召的这些选本，无疑可以触动读者的灵魂、塑造他们的人格，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现实的精神力量？或者说这种祈愿是过于奢侈了？某种有过的体验告诉我，这种祈愿有时候是真实而且自然的。我曾经在一篇呼吁保护广州历史文化遗产的文章中说，应该重新反思单凭知识分子呼吁、民众质疑乃至被拆迁者抗争的单一做法，我们应该寻找更多富有建设性、更直指人的内在灵魂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向官员们讲述发生在雅典、罗马、巴黎等历史名城中那些有良知与文明教养的管理者是如何珍爱他们民族的历史的动人故事；我们应该把拜伦的、里尔克思古怀今的优美诗歌抄送给我们的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女儿；我们应该在公共传媒上更多地传播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是如何动情地怀念他们的家园、珍惜历史传统的杰出诗篇。总之应该尽一切可能培养我们社会的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具有更多对于历史的人文温情与敬意。当时我在写到这里的时候，的确对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的传播产生强烈的祈愿，并且相信这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回到这批选本的入选文章，这是“选者之意”最具体的表现。横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等等领域，200多位作者，二三百篇文章，其中有大量入选作品是读者已经比较熟悉的，但是收集在一起就显示出另一种整体性的力量。还有不少文章是读者不太常见的，更显示出编选者的慧眼与用心，例如夏隆斯基的《宣判前的陈述》、哈维尔的演讲《知识分子的责任》、卡尔德纳尔的诗歌《政治诗》、阿伦特的《何谓专制统治下的个人责任？》、瑞莎·巴伦索拉的《信件审查员》等等。如果有人觉得在这种编选目光中存在着“片面性”，却恰好是编选者所承认与追求的。关于《思想踪迹》的编选，编者自言：“思想家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里惟是选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作为编者，与其说追求‘客观’、‘全面’，毋宁说执著于某种片面性，这都无须讳言。”正是这种“片面性”使它成为“一个人的选本”，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一轮新的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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