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林毅夫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上卸任回国的林毅夫，为中国读者带来了他的新著：《从西潮到东风》，正如本书的副题“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与见解”所述，在这本书里，林毅夫教授的关注方向从“解释中国”转向了“思考世界”。
而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与思考，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向长期被欧美经济学理论所把持的“国际主流观点”所提出的高水平“质疑与反驳”。
在《西潮与东风》一书中，林毅夫教授以详实的实证数据与历史资料，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超脱于个人声誉与利益考量的巨大勇气，一一驳斥了“金融危机源于发展中国家过剩储蓄”、“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金融创新”、“中国外汇储备巨增来自居民超额储蓄”等国际流行观点；同时针对危机救助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长期平衡，提出了从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新马歇尔计划”，到改革全球储备货币体系的“纸黄金”方案等一系列建设性思路。
这一系列思考的起点，来自林毅夫任职世界银行之后，所遭遇的一连串质疑与辩论。
在林毅夫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心目中，这位低调务实的经济学家正如当年马歇尔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位“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
然而这位性情温和的经济学者，在跨入世界银行的那一刻，便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狂风骤雨般的责难与质疑——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在回国后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讲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几场辩论：
第一次是在2008年8月底，世界银行前行长举办的庄园晚宴上，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正在经历的次贷危机只是一个不会留下历史记录的“小麻烦”。原因正如伯南克所说，“因为我们对过去危机爆发的原因很清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对危机性质有着截然不同判断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担忧却被在座的世界经济领导人们“一笑置之”。
第二次是在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后，林毅夫再度提出他对危机持续时间可能“旷日持久”的担忧，而坚信在运用自如的金融政策下，危机“顶多持续七个季度”的主流经济学界，依旧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全球性救助方案持保留态度。
到了2010年底，乐观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全球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生效，该考虑退出财政刺激，实施紧缩政策的时候，林毅夫指出此时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指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减少赤字，而在于“创造需求”。这一呼吁同样被忽视，直到2011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之际，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政策方向。
与这种“一笑置之”的忽略相比，林毅夫面临着更艰难的辩论：关于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性质。无论他提出多少实证数据，并指出流行观点中自相矛盾到近乎荒谬的逻辑错误，“主流学界”依然坚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国家，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对此，林毅夫尖锐地评价道：“在华盛顿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准质疑美国的政策……而我想把事实说清楚时，别人总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总是以为我在为中国的利益辩护。”
吊诡的是，这位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被视为“中国利益辩护人”的经济学者，在回国之后，却在另一场“主义与利益”的口水战中被涂沫成了中国利益的出卖者——而这恰好跟林毅夫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有关。
在《西潮与东风》的中文版序中，林毅夫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心得。
这位在1987年学成归国，师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轻学者，却因为目睹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巨大功效，而对自己所学的那套“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产生了怀疑，并以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常无”心态，从头开始梳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现象。
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林毅夫提出了对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套独特阐释：
由于1950年代为实现“赶超战略”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赖整个社会的“输血”才能维系。而在为这一产业体系“输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制度性掠夺”为核心的经济运转模式。
这一“外生性”的经济运作形态，对原生态的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了大规模扭曲，最终形成“社会供养政府（和金融体系），政府供养国企（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经济形态。
在我看来，这是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最深刻的洞见之一，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解释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转型特征，而且对今天依然在旧体制轨迹下享受着大量社会资源输送的政府、金融和国企体系，从社会经济发展合理性的层面上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正因为林毅夫的这一研究成果，建立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明确提出了国企改造的发展目标与相关建议。
这一研究报告发布后，引发了国资体系的空前反弹与质疑，乃至在网络舆论中，林毅夫的某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大肆传播，将其丑化为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卖国经济学家”角色。而世行研究报告中有关国企改造的建议，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被刻意淡化甚至消失。
在《西潮与东风》这本主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新著中，林毅夫这位“性情温和”的经济学者依旧不改初衷，以长篇序言的形式，立场鲜明地坚守着自己的学者良知与学术原则。而在这个浮燥而喧嚣的网络时代中，林教授的这一坚守与洞见，还将遭遇多少“一笑置之”，才能获得真正的倾听与理解呢？
林教授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引入了老子的“常无”心态，就以老子的一句话来做这篇小文的结语罢：
上士闻道，躬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而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与思考，也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向长期被欧美经济学理论所把持的“国际主流观点”所提出的高水平“质疑与反驳”。
在《西潮与东风》一书中，林毅夫教授以详实的实证数据与历史资料，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超脱于个人声誉与利益考量的巨大勇气，一一驳斥了“金融危机源于发展中国家过剩储蓄”、“放松金融监管有利于金融创新”、“中国外汇储备巨增来自居民超额储蓄”等国际流行观点；同时针对危机救助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长期平衡，提出了从全球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新马歇尔计划”，到改革全球储备货币体系的“纸黄金”方案等一系列建设性思路。
这一系列思考的起点，来自林毅夫任职世界银行之后，所遭遇的一连串质疑与辩论。
在林毅夫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心目中，这位低调务实的经济学家正如当年马歇尔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位“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
然而这位性情温和的经济学者，在跨入世界银行的那一刻，便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狂风骤雨般的责难与质疑——不是针对他本人，而是针对他所代表的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在回国后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讲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几场辩论：
第一次是在2008年8月底，世界银行前行长举办的庄园晚宴上，包括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正在经历的次贷危机只是一个不会留下历史记录的“小麻烦”。原因正如伯南克所说，“因为我们对过去危机爆发的原因很清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对危机性质有着截然不同判断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担忧却被在座的世界经济领导人们“一笑置之”。
第二次是在2009年世界性金融危机正式爆发后，林毅夫再度提出他对危机持续时间可能“旷日持久”的担忧，而坚信在运用自如的金融政策下，危机“顶多持续七个季度”的主流经济学界，依旧对林毅夫所提出的全球性救助方案持保留态度。
到了2010年底，乐观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全球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生效，该考虑退出财政刺激，实施紧缩政策的时候，林毅夫指出此时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指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减少赤字，而在于“创造需求”。这一呼吁同样被忽视，直到2011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之际，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政策方向。
与这种“一笑置之”的忽略相比，林毅夫面临着更艰难的辩论：关于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性质。无论他提出多少实证数据，并指出流行观点中自相矛盾到近乎荒谬的逻辑错误，“主流学界”依然坚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国家，才是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对此，林毅夫尖锐地评价道：“在华盛顿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准质疑美国的政策……而我想把事实说清楚时，别人总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总是以为我在为中国的利益辩护。”
吊诡的是，这位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被视为“中国利益辩护人”的经济学者，在回国之后，却在另一场“主义与利益”的口水战中被涂沫成了中国利益的出卖者——而这恰好跟林毅夫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有关。
在《西潮与东风》的中文版序中，林毅夫用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心得。
这位在1987年学成归国，师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轻学者，却因为目睹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巨大功效，而对自己所学的那套“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产生了怀疑，并以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常无”心态，从头开始梳理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现象。
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林毅夫提出了对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套独特阐释：
由于1950年代为实现“赶超战略”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体系，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赖整个社会的“输血”才能维系。而在为这一产业体系“输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制度性掠夺”为核心的经济运转模式。
这一“外生性”的经济运作形态，对原生态的市场交易规则进行了大规模扭曲，最终形成“社会供养政府（和金融体系），政府供养国企（现代产业体系）”的整体经济形态。
在我看来，这是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模式最深刻的洞见之一，这一理论不仅有效地解释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转型特征，而且对今天依然在旧体制轨迹下享受着大量社会资源输送的政府、金融和国企体系，从社会经济发展合理性的层面上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正因为林毅夫的这一研究成果，建立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中，明确提出了国企改造的发展目标与相关建议。
这一研究报告发布后，引发了国资体系的空前反弹与质疑，乃至在网络舆论中，林毅夫的某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大肆传播，将其丑化为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卖国经济学家”角色。而世行研究报告中有关国企改造的建议，也在媒体传播过程中被刻意淡化甚至消失。
在《西潮与东风》这本主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新著中，林毅夫这位“性情温和”的经济学者依旧不改初衷，以长篇序言的形式，立场鲜明地坚守着自己的学者良知与学术原则。而在这个浮燥而喧嚣的网络时代中，林教授的这一坚守与洞见，还将遭遇多少“一笑置之”，才能获得真正的倾听与理解呢？
林教授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引入了老子的“常无”心态，就以老子的一句话来做这篇小文的结语罢：
上士闻道，躬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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