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度的确立
经过春秋战国的酝酿，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逐步演化为列国制度。最后的七国争雄，都尽力强化动员资源的组织能力。为此，七雄分别发展了相当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系统。各国也时时彼此学习发展的经验。在法家学者们手上，综合整理为管理学的理论；这是有关政治组织及其运作的第一次理论化。荀子、韩非子、李斯等人，综合了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诸人的经验和讨论，不仅在理论部分有更完全的讨论，而且终于在秦帝国的组织形态上，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可谓独步。这个组织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皇朝制度大体是一贯的。秦朝立下的帝国组织，在大原则上，改变不多。
这一代替封建制度的国家组织，我们称为“郡县制度”，即是中央直接管辖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秦朝一千多个县，归属五、六十个郡。汉朝在郡的一级之上，又加了十三个州。郡县金字塔结构上端，就是皇帝的朝廷，有总揽全部事务的政府。政府和皇室内廷是分开的：皇室内廷，处理皇帝的家庭事务；政府有丞相或相当于丞相的人物，领导了不同的部会，分工办事。中国的文官结构，还另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单位，称作御史台。政府之内文武也分途，文官和武职各自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皇室自己的财务和国家的财务是分开的。国家财政也有预算、执行和考核三个阶段。如此复杂的管理组织，中国大帝国的管理系统，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空前创举。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汉朝文官制度，有“察举”选拔人才。当然察举制度以前，秦帝国的官员们，大多是从有军功的人员派任，并没有经过民间的察举。汉武帝的时代，察举制度才逐步发展，从民间选拔优秀的年轻人，在地方政府服务；有了地方政府的经历，这些人方才由地方首长推荐，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学习观摩中央政府的运作和各种法令。经过数年历练，年轻的“郎”分发到中央或地方去做比较基层的官员，内外互调，学习各种事务。有些人在某些专业较有专长，就可能一生的经历都在这专业范围内发展。经由察举制度，一方面在全国吸纳优秀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训练和考核交叉进行的过程，使得文官的候选人具备专业的能力。汉朝文官制度之下，担任主管的官员，在他第一次担任的前一年，应当是见习期间；见习期间成绩满意，此人才正式接任。见习制度是保证这个官员的能力和职务是相称的。整体言之，汉朝的文官是根据才能任官，而不是根据社会渊源或社会地位任官。个别文官的工作成绩，也有定期的考核。地方官员定期将期内的工作成绩，呈报中央；中央即可从地方送来的报告之中，不仅知道官员成绩的好坏，也能够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因此，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文官系统，不仅是人才流转的机制，也是一个信息流转的机制。
如此专业化的政府，既有训练官员的机制，也有收集信息的功能。所以，秦汉帝国具有强大的开展能力。秦汉帝国陆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山林地带，一步一步地开发，将这些地方逐渐吸纳为中国所有。而且，一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就整体融合在中华天下之内。秦汉帝国能长久保持其坚实的凝聚性，应是由于有了如此高效率的治理系统。相对而言，在下一章我们会论述，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就缺少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组织，也因此不能有坚实的核心，维持开拓和发展的成果。
秦汉的经济与思想
与帝国管理制度相应的，是秦汉逐渐发展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战国以来到汉朝初期，中国也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作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在强大的皇权之下，到汉武帝的时代，政治权力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已经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汉武帝时代，政府重税劫夺工商业的财富，打击城市经济，中产以上皆破产。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手工业，遂成为生产日常用品的主力；农舍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配合在一起的地方产品，也经过帝国铺设的全国道路网，发展为一个全面的资源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上，农村之上的市镇和城市，成为一级一级的集散中心，将全国的资源分布于各处。这一逐渐扩大，终于笼罩全中华天下的经济交换网络，其持久性和稳定性，和政权所寄的皇朝互相配合，将中国有效地建构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于是，即使政权有时分裂，区间经济的互相依赖，会促成中国天下恢复统一。中国人相信，“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是反映政权分裂、经济整合的现象。
在学术和思想方向，秦始皇虽以法家手段统治中国，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但是正如李斯撰稿秦碑碑文的陈述，秦皇朝高举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和儒家价值相当符合，也是着重儒家提倡的孝、悌、忠、贞。秦皇朝一样希望有安定的社会，也一样希望政府能够替百姓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汉初，道家得势，政府无为之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得到政府的支持。
官家的教育机构，太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以儒家的学术为基础。西汉董仲舒感应学说盛行，其门徒持有道德和知识的勇气，依据“天命无常”的理论，批判号称授命于天的皇权，甚至主张刘汉的天命已终，应当让位贤者。这种理论，当然不为皇权所喜。王莽就借用这一套理论，夺得刘氏政权。到了东汉，皇权就禁止再有假借天命批评时政。东汉儒家的学术活动，相对于西汉而言，走向经典化。儒生们的精力，不再放在董仲舒等人发展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是谨守经典传承的家法，他们的工作转向于整理经典，致力于训诂和阐释。儒家学说固定化，使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这僵化系统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许多学者成为皇权的拥护者。
由合而分的嬗变
西汉开始发展的三个系统：政治系统、学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三个建构中国的大网络，到东汉时，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网络，都发生了问题。政治领域，原意在选拔贤能的察举制度，日久弊生；地方层次逐渐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豪族，彼此提拔，将自己的子弟，察举进入文官系统。一代又一代，各地的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俨然成为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本来相当活泼的社会流动，逐渐走向僵化。中央层次，又有依附皇权的宦官和外戚，狐假虎威，窃取权柄。中央与地方间，皇室和文官系统间，争夺权力，不断冲突，相当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这就埋伏下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的分裂。
在学术方面，僵化的儒家系统已经不能够应付变化的时代，也不能应付道家的复兴和外来佛家的挑战。终于，新近传入中国的佛教，吸引了大量信徒。多少回应佛教的道教，也拥有庞大的群众，其中有些门派，组织了汉末大规模的武装集团，黄巾、五斗米道，等等运动，大乱一起，势如燎原。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天下分裂为三国，然后在面临外族侵略挑战之下，中国长期地陷入战乱，三、四百年，不得安宁。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外族挑战中原。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秦汉两代，一向在长城线上对峙。匈奴游牧帝国的强大战斗力量，迫使中国筑长城，隔离内外。基本上，中国守边为主，偶尔出击，保持僵持的局面。武帝时代，汉庭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也不过扳个平手。然后，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拉拢南单于，还是不能平伏漠北。公元89年、91年，窦宪北征，终将已经被困于持续寒冷的匈奴打败。
匈奴，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灭亡以后，北方草原的空间，许多本来服属匈奴的族群，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些族群基本上力量还不强大，而且也未必具体地按照文化与血统组合，其中有些散户，不论原来的族属，被吸入附近的部落。当时，北方气候寒冷，草原上的部落，一波一波，向南迁移。匈奴故地，先有匈奴留下的余众，及其近属羯人，接着有乌桓，后面跟上来的是原在东北的鲜卑。中国西北，则是羌人和氐人，他们崛起于西藏高原下的坡地和草原。这些族群，乌桓最先移入中国北方，被北方军阀编入内战的军队；曹操的骑兵，即是乌桓骑士。羌人早已是东汉边患；东汉军阀董卓就拥有彪悍的氐羌骑兵。在西晋因为内乱，终于崩溃时，这些北族，有不少个别人众，因为北方寒冷，牲口冻死，逃荒南下，进入中国，为奴为佣；后赵君主石勒，就曾经被人掠卖为奴。更有武装部落，成群迁移，纷纷跨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此起彼落，互相并吞。最后进入中国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了淮-汉以北的旧日中原。
北族建立的诸国，并没有发展为列国并存的体制；那些部落首长，都想夺取整个中国天下，无论如何微小的国家都自称为天子/单于。拓跋氏的北魏，不断吸收中国文化，取得留聚汉人地方领袖的合作，终于涵化为中国模式的朝代。这一发展的方向，和欧洲蛮族入侵后，各自建立国家，颇有差别。
分裂后的再度整合
永嘉南渡，大批汉人陆续迁移长江流域和南方腹地。汉人在江南建立政府，朝代更换五次。中国南北长期分裂，号为南北朝，达三个世纪之久。北方扰攘，汉人向南迁移，乃是长期延续的缓慢过程，从东汉时代，即已开始，三国吴、蜀，以至永嘉以后，汉人在南方的扩散，经过长期的开拓，南方中国的文化面貌，遂是延续的深度涵化。汉人不断地经过交通干道，进入南方的山林地，先是南方主要港口，经过支流的河谷，网状地分散，汉人的开拓者，几乎掌握了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在这过程中，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有的是迁往别处，有的是同化于汉族。大概南方经过两百多年的过程，终于和整个东南部和西南部完全吸入中国文化圈。无论在北方，或者在南方，汉人和外族，处处人口的血统，不断混合，构成多元的泛中华族群。
在文化方面，儒、道、佛三家的学术思想，在这过程中，佛教依附胡人君主的庇护，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不少经典，华僧道生、慧琳等人阐释经义，传教工作，迅速开展，并且为大乘佛教的华化，奠定基础。道教则由古老巫觋信仰，经过陆道静、葛洪、寇谦之等人的努力，吸收道家哲学思想，发展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神学，也制定许多仪节，俨然吸引众人的宗教。三家各自分别吸收另外其他学派的成分，逐渐整合为一个中国形式的三家融合。在经济上，由于政治不稳定，货币缺乏信用，遂转变为以谷、帛代替交易单位的自然经济。不过，前面曾说过的资源交换网络系统，有助于区域间的资源交流，中国北方和南方，虽在政治分离下，仍旧脱不开经济的彼此互相依赖。而且，经济网络的整合，终于有利于政治的再度统一。
公元第七世纪，中国统一于第二次的大帝国，就是隋唐大帝国。但仔细审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北方的民族成分，改变了北方人口的基因。到今天，中国北方人的基因成分，和南方的基因成分有显著的不同，身高体重、骨胳，都有相当不同。中国的北方吸纳了蛮族的成分，南方则吸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成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些人就向海洋发展，成为所谓南岛系统。中国文化，在思想方面，有其高度的一致，但南北之间的生活起居，却也有相当差距。以饮食而说，北方是面食，南方是米食。语言而说，南方逐渐建构了一套今天与后世所谓北方官话的语言，而南方古代汉语的若干特色，吸收了少数族群的成分，构成南方许多不同的方言群。中国的思想方式，虽然还有相当的一致，但内部也呈现多元化。如前所说，一枝独秀的儒家，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不只在形上学上，不能有足够的活力，面对佛、道的挑战，而佛教和道家也互相影响。三家各自有进一步发展；要到隋唐时代，甚至宋代，才进一步整合，也逐渐走向成熟。
总结而论，秦汉到隋唐的统一，这中间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从盛而衰、合而分、分而重合的过程，文化是由一个单一趋向多元，集中趋向于分散，分散之后又重新整合，这整合工作在隋唐时期，终于能逐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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