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说历史
孔子之儒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维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宠爱那一群人，天命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这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他权力来源来自周王，而且他们能否获得天命的眷顾，也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达天听。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迭合为一，政统和宗统是两个网络迭合。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跨前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一起。这一现象，西周青铜器上面的文辞，充分可见：青铜器的铭辞，通常包括两点，一点是自夸功德，第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与时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承受的另一重要遗产。这一古代从解释占卜累积的记录，发展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间智慧，不断引导中国人的思维。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说，叔向、子产、史墨、史蔡，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先行者。虽然我们没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上，重建完整的体系，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是和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坏乐崩，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实力和掌握的资源作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本来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在崩溃之中，他致力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治理权力的分配，而是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他所盼望世界可以遵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都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没有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和来自各方同仁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中的要素。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理上。“道”在孔子心目之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就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称。神的力量和永恒与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然而“道”不只存在人与人相处，也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在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之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也是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思想启发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的与社会的认知的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最大的差异。
孔门弟子与对手
孔子门下号称三千人，其实并没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也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的，也不过十几二十位。他自己认为门下的弟子们，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四科。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四科的分配，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为处理社会事务，以及传达讯息，文学是书写能力，和语言同为传达讯息。这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在公职的职位上，为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安百姓”和“安人”是两个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类。因此他的实际事务、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自己的公民、国内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关怀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亦即整顿自己，才可以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延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也必须，一以贯之。
到了孟子，将孔子比较实用层面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在拿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个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道与性，个人与天下，都是延续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他们都是能够为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奔走各处，希望能够替人游说，使得当时君主能够拿他们意见，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将这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升安顿自己的修养，才能参与提升各级群体福祉的志业。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仅儒家独有，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例如，墨家和杨朱谁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怀。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人对天意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墨家的子弟，摩顶放踵，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及人对天的“尚同”。这一条，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的是天，天子上同于天，贤者上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煞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至于杨朱，他们选取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这个“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收买或糟蹋“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己，而损伤别人。杨、墨实际上是在儒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儒家关心的一橛。
孟子的时代已经到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肯定人性本善，可是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的善。他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到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呢？还是人为的修养？一般人以为，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沦落为恶。人必须要努力地让自己培养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到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怎么样的境界，才是一个好的国家，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乃是可以彼此转换，乃是在二极之间演变的过程。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一个是韩非，一辈子综合了许多从政人员实在的经验，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他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其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几千年来，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理论基础，关于这一部份我们下面还会再讨论。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的疆域是淮汉地区；这里丘陵、湖泊、溪流、森林的自然条件，和北方黄土平原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集合起来的南方传说系统，也与北方系统，呈现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是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要约束、节制，必须要尊重人跟我之间的界线。南方容易维生，也因此有发舒自我的空间。南方的精神活泼而自由，对个人有更多的自我、更多的尊重；人在相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人和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着重点都在尊重个性，甚至对“集体”离弃，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家以为“有”出于“无”，一切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家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因此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汉代以后的儒家发展
秦帝国建立以后，很快就崩溃了；秦朝留下来的，却在汉朝继续存在。汉代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汉代以来，帝国体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帝国体制必须要有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儒家和皇权才结合为一：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皇帝制接下来周代的天命，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合法依据。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乃是汉代的察举制度，这一部分将来我们会更多地叙述。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在董仲舒手上，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上学体系之内。董仲舒的“感应论”乃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之中，国家又是一个层次，社群、社区又是一个层次，个人在上面所说每个层次之中都有一定的地位，而一个人身体之内五脏六腑以及种种的器官，又是一个层次。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各个部门又是互相影响、互相制衡；任何部门不用太多和太少，过犹不及，都是不适当；每个部门的力量和另一部门之间只有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于是，在整个庞大系统之内，人固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而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这个形上学的系统论，在今天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化学的结构、以至于生物学的细胞结构、社会的人与人的分析；董氏理论，和现代科学的宇宙论，竟有些许的神似之处。当然，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形上学的建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到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多少文官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为了个人的利益，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
汉代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的实务的范畴之内。汉朝所谓外儒内法，外面以儒家为装饰，内部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在社会层次，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自我完足，而又能够不断平衡的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力量，抗衡皇权；二者之间，既是互相依存、也是互相制衡，儒家如此地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经过这些儒生，儒家体系不断更新，也不断吸收更多的思想，在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相容性。这两个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关系，彼此相容。他们也在中国人的人生不同阶段，彼此代替。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当积极进取；在无力的老年，或面对不应之事，即应宁静淡泊。儒、道、佛，三家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会承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皇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有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他相应的佛道家，却是长期地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各别修改了儒学内容。他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个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将消失。
孔子之儒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维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宠爱那一群人，天命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这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他权力来源来自周王，而且他们能否获得天命的眷顾，也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达天听。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迭合为一，政统和宗统是两个网络迭合。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跨前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一起。这一现象，西周青铜器上面的文辞，充分可见：青铜器的铭辞，通常包括两点，一点是自夸功德，第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与时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承受的另一重要遗产。这一古代从解释占卜累积的记录，发展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间智慧，不断引导中国人的思维。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说，叔向、子产、史墨、史蔡，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先行者。虽然我们没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上，重建完整的体系，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是和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坏乐崩，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实力和掌握的资源作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本来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在崩溃之中，他致力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治理权力的分配，而是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他所盼望世界可以遵行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都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没有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和来自各方同仁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中的要素。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理上。“道”在孔子心目之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就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称。神的力量和永恒与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然而“道”不只存在人与人相处，也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在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之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也是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思想启发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的与社会的认知的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最大的差异。
孔门弟子与对手
孔子门下号称三千人，其实并没有三千之多，其中真有成就，也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的，也不过十几二十位。他自己认为门下的弟子们，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四科。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四科的分配，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为处理社会事务，以及传达讯息，文学是书写能力，和语言同为传达讯息。这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在公职的职位上，为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安百姓”和“安人”是两个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类。因此他的实际事务、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自己的公民、国内人民的福祉，而且也关怀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亦即整顿自己，才可以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延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也必须，一以贯之。
到了孟子，将孔子比较实用层面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在拿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个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道与性，个人与天下，都是延续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他们都是能够为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奔走各处，希望能够替人游说，使得当时君主能够拿他们意见，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将这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升安顿自己的修养，才能参与提升各级群体福祉的志业。
这一套理想，在当时也不仅儒家独有，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例如，墨家和杨朱谁各有不同的陈述，却也有类似的关怀。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人对天意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墨家的子弟，摩顶放踵，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及人对天的“尚同”。这一条，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的是天，天子上同于天，贤者上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煞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至于杨朱，他们选取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和价值，为了这个“仁”字，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收买或糟蹋“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己，而损伤别人。杨、墨实际上是在儒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儒家关心的一橛。
孟子的时代已经到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肯定人性本善，可是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的善。他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到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呢？还是人为的修养？一般人以为，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沦落为恶。人必须要努力地让自己培养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到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怎么样的境界，才是一个好的国家，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乃是可以彼此转换，乃是在二极之间演变的过程。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一个是韩非，一辈子综合了许多从政人员实在的经验，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他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其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几千年来，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理论基础，关于这一部份我们下面还会再讨论。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的疆域是淮汉地区；这里丘陵、湖泊、溪流、森林的自然条件，和北方黄土平原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集合起来的南方传说系统，也与北方系统，呈现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是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要约束、节制，必须要尊重人跟我之间的界线。南方容易维生，也因此有发舒自我的空间。南方的精神活泼而自由，对个人有更多的自我、更多的尊重；人在相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人和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着重点都在尊重个性，甚至对“集体”离弃，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家以为“有”出于“无”，一切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家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因此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汉代以后的儒家发展
秦帝国建立以后，很快就崩溃了；秦朝留下来的，却在汉朝继续存在。汉代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汉代以来，帝国体制，已不能回到封建。帝国体制必须要有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儒家和皇权才结合为一：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皇帝制接下来周代的天命，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合法依据。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乃是汉代的察举制度，这一部分将来我们会更多地叙述。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在董仲舒手上，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上学体系之内。董仲舒的“感应论”乃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之中，国家又是一个层次，社群、社区又是一个层次，个人在上面所说每个层次之中都有一定的地位，而一个人身体之内五脏六腑以及种种的器官，又是一个层次。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各个部门又是互相影响、互相制衡；任何部门不用太多和太少，过犹不及，都是不适当；每个部门的力量和另一部门之间只有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于是，在整个庞大系统之内，人固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而这个渺小的点，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
这个形上学的系统论，在今天科学的宇宙结构、物理化学的结构、以至于生物学的细胞结构、社会的人与人的分析；董氏理论，和现代科学的宇宙论，竟有些许的神似之处。当然，董仲舒的宇宙论，只是形上学的建构，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到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多少文官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为了个人的利益，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
汉代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的实务的范畴之内。汉朝所谓外儒内法，外面以儒家为装饰，内部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在社会层次，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个自我完足，而又能够不断平衡的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力量，抗衡皇权；二者之间，既是互相依存、也是互相制衡，儒家如此地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经过这些儒生，儒家体系不断更新，也不断吸收更多的思想，在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相容性。这两个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关系，彼此相容。他们也在中国人的人生不同阶段，彼此代替。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当积极进取；在无力的老年，或面对不应之事，即应宁静淡泊。儒、道、佛，三家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会承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中国皇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有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他相应的佛道家，却是长期地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各别修改了儒学内容。他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个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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