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担心的是，“绿皮火车”这个书名可能会把读者引向怀旧、乡愁、岁月、人生，或者引向流浪、梦想、爱情、青春痘，就像在网上随手抓了一把。虽然周云蓬的这本《绿皮火车》（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5月）也的确带有这些东东，但它绝不仅仅是这些。在《绿皮火车》首发式上，民谣歌手周云蓬说：“这本书里记录了我2011年的很多事情，包括那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时代的变迁或者一些灾难，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影子。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记录一些事情，哪怕不出书，但是记下来就是另一个历史。”他说的时候或许别无深意，但也可能与一种存在于内心的潜意识有关。要记录历史，哪怕不出书，否则就白活了，这是一种责任——许多不以研究历史为志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作为盲人，作为歌手，他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努力是令人钦佩的，因而也是我在阅读中所特别关注的。
有很多发生过的事情值得或必须记录下来，也有很多记录的方式，但是总有很多事情被遗忘，就像在绿皮火车的身后被遗忘的风。比如，作者词曲的《失踪的人》（第281页）：“ 交给陌生人五分钱 / 妈妈买了一颗子弹 / 该把它放到哪里 / 想看见又害怕看见 / ……慌乱中她把子弹藏进了 / 她女儿的身体中 / ……在苏州城的阊门外 ……只有海鸥从海上飞来 / 报告大海依然胜利 / 报告亲人们早已离散 / 再没有什么消息。”这里吟唱的不仅是一个失踪的人，更是一段不应该失踪的历史。试问在我们的历史学家笔下，何曾有人提及过那穿透在女儿与母亲之间的五分钱的子弹？为何是在苏州？海鸥从哪里飞来？我相信很多朋友知道，但是有多少历史学家知道并且书写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何曾有人一五一十地统计过，究竟有多少日记、传单、判决书是我们“想看见又害怕看见”的，究竟有多少照片、书信、手稿、通知书是我们“想看见又害怕看见”的？在这里不是怀旧也无关青春，而是必须让记忆存在、让记忆生长。但是，为什么是周云蓬，为什么他会写这个“失踪的人”？
试图在书里找出一点答案，于是顺着页码往下翻，有的是这些：“大家对着一扇门，嬉笑怒骂，忽然发现那也许是一面墙，没有生命，高傲地沉默着……”（第71页）；12月31日，他在飞机上读了悼念高华的文章（第73页）；“站在光秃秃的山顶上眺望假历史还有假未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沙尘暴之悠悠……”（第91页）；“时代列车的加速度，不应以个体生命为燃料，否则，它就是开往地狱的列车”（第92页）；在“永远年轻”之后，他想补充的是“永远不听话”（第130页）；他竟然也说到我们南蛮曾经纠结的事：“近日听说有关部门下令，限制广州媒体在电视台、电台用粤语播音，闻之大不以为然。我们已经够能拆了，不要再把语言拆成一个大广场。”（第168页）“中国的弱女子常让我们这些男人羞愧。远有秋瑾，近有林昭、张志新，关键时刻，她们化身全民族的母亲姐妹挡在前面，惨烈地牺牲。”（第200页）“主持人周云蓬结语：走得再远，也是困守在自己的监狱里。只有好书能为我们提供越狱的机会。”（第215页）这些话无论是平常还是不平常，总可以看出一种底色，总能感觉到有一种气息。如果没有这些，就不是那个令我和很多朋友都会感动的周云蓬。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这种底色与气息才是最根本的，就像以前说的唱着《国际歌》就可以找到同志和朋友。应该说，那也是一种“越狱的机会”。
任由这列“绿皮火车”况且况且地把我带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我发现这些地方似乎都有某种共性：唱的比说的好，聚得快去得也快，偶遇的比约定的更多，快乐的比忧愁的更感人……那是一种像白云一样自由、像鸟儿一样快乐的日子，可以使一切困守书斋的生活显得苍白无力。快乐的日子中也有不和谐的杂音，像节目被压缩啦、领导没完没了地讲话啦。当然，如果没有了这些反而就有点不对劲了。对我来说，书中许多民谣歌手都是新鲜的名字新鲜的脸，他们的歌词和音容笑貌使我开心，也使我向往着与他们交个朋友。
还是回到那节绿皮火车吧，“那时，火车上总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长途列车上，某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就下意识地靠在你肩膀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第8页）。这是我们大学生涯中的暑假之梦。现在或许我们可以模仿另一位诗人的口吻说，中国，我的绿皮火车丢了；但要补充的是，丢了就丢了，只要别被扔上开往地狱的列车就行。
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周云蓬的民谣与现代诗歌遇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从“绿皮火车”到“诗的见证”，其间的内在关联可能是不可以轻轻放下的。波兰诗人、学者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1月）最后一文的结尾说：“人类是靠对自己的记忆而活的，即是说，活在历史中。”（第160页）周云蓬的歌谣也正是要使人们“活在历史中”；而在书中第一讲“从我的欧洲开始”中，米沃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老是听人说，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第15页）这不就是对周云蓬的歌谣《失踪的人》的最好诠释吗？
米沃什在这本晚年之作中总结了他对二十世纪诗歌的看法，而关于诗歌对时代的见证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显然，我是在思考诗歌正在确立什么样的证词来见证我们这个世纪，尽管我明白，我们仍然浸染在我们的时代中……”（第15页）那么，为什么关于过去的“见证”、“证词”对人类来说那么重要呢？可能有许多历史学家都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米沃什的这个回答会让我们有更加真切的体会：“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第4页）或许还应该稍作改动：只有在我们所爱之物已被摧残乃至凋零委弃的时候……然而，为什么首先是诗，而不是别的最有资格为时代作证？他说“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也即诗歌的层面上验证，那我们就要怀疑其真确性”（第22页）。从我们的“文革”时期地下诗歌、苦难诗歌到流亡诗歌，这种比新闻更可靠的见证力量已经毋庸怀疑。
当然，能够成为见证的“诗歌”可以从截然相反的层面获得确认。米沃什提到了一种“修辞术诗歌”，他认为：“革命之后，马雅科夫斯基写了不少巨人症般令人惊叹的修辞术诗歌。然而，真理却不居住在那里，而是居住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温声细语的诗中，他们在革命后的俄罗斯目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令人沮丧的预感获得证实。”（第23页）好一个“巨人症般的修辞术诗歌”，我们对此还会感到陌生吗？米沃什接着说，二十世纪的诗歌见证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存在着严重的混乱，能意识到这一点才有自我疗救的希望。可怕的是，这种严重混乱的感知或者说是故意搞乱的感知，至今仍然存在。
作为诗人，他的作品忠实地实践着他对诗歌所下的最简洁有力的定义：诗歌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所谓的真实，一定是在深刻的、有时是极端矛盾的层面上才能展示出来。198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由此自然可以使我们想到，揭露我们所曾遭遇的威胁，不正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证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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