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哲学家伯林比为一座山，那么最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是这座山的地质构造图。它以纵切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伯林的人生经历与心理积淀。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构造图未借他人之手，而全都出自伯林之笔，实在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精神财富。
更有趣的是，当那位可敬的助手亨利·哈代准备着手编辑之时，他并没有理解到伯林同意出版书信集的深意。哈代以为，像之前对待学术著作的严苛态度一样，伯林会对他的书信细加挑选，从中只遴选出具有代表性、标志性与思想性的信件予以发表。然而与哈代的想法完全相反，伯林对书信集的要求竟然是“必须大容量”。换句话说，伯林希望他的书信集尽量做到事无巨细，照单全收。于是我们看到，这部三卷本的书信集第一卷就厚达900页，书信往来对象约有七八十人之多。
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伯林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向来不敢重读自己写的信，因为我害怕会厌恶自己说的话。”那为什么后来他会对出版书信集表现出兴趣呢？这一点的确值得玩味。
尼采曾经说：“只有那些没有历史的事物才可以定义。”假如我们对伯林略有了解就知道，他的哲学思考中最看重的要素就是历史——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绝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人类经验与心理的沉积，伯林自己常用“现实感”来指代它。正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历史限制着人类自身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他才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价值多元论等命题做出了极富洞察力的阐释。很显然，当伯林回顾一生时，他所看重的，也正是自身经验与心理的层层积淀。他也希望，读者在理解他的精神之时，不把自己当作概念的堆砌，或者上帝的造物。
《书信集》的第一卷分上下两册，时间跨度从1928年到1946年，基本涵盖了伯林18岁至37岁的人生。可以说，我们现在知晓的那个伯林，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基本成型的。在那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性活泼的青年人，为何向往“不偏不倚”的理想生活；一个天资聪颖的牛津学者，为何没有从事他曾想做的律师、记者等工作，而逐渐燃烧起对真理的热忱。当然，还有几段为数不多的、无疾而终的情感故事。例如在给挚友、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伯林就写到，他在动物园的蟒蛇馆前如何笨拙地拒绝女友沃克小姐的求婚，在摆脱窘境后他又是如何像一个低等的四肢动物从僵硬中苏醒过来的。
更关键的是，在那段岁月的书信中，读者将会发现，伯林想从安逸的个人生活中，以及经院式的学术氛围中挣脱出来的愿望有多么自觉，多么强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坦承，他曾经一直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幼稚和轻信，而如今是自己从一个费加罗式（意即聪明快活）的世界旁观者转变为一股积极力量的时候了。（1935年10月13日，致约翰·希尔顿）
伯林自我塑型的这段岁月，恰好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历史冲击着小人生，书信集里有很多相关的话题。如果说苏俄革命的模糊印象为伯林的儿时记忆印上了浅浅的底纹，那么法西斯德国的崛起则直接刺激着他的神经。基于正义的信念，他坚定地宣布：“我们会赢的”，并且无比渴望为国效力。（1940年6月，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
1940年夏天伯林前往美国，先是为英国外交部做宣传，负责游说美国参战。后来伯林同时也为英国情报部工作，负责收集舆情，撰写政治观察报告。期间，伯林访问苏联，与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诗人阿赫马托娃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在这刻骨铭心的访苏历程中，伯林对人类历史与个人命运，对自由、平等、正义、尊严等等一系列看似干瘪枯燥的概念有了血肉丰满的体验与认识。事实上，伯林渴望的改变在一种他从未预料的现实景象中实现了。1946年，当他从美国返回牛津，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一位即将为自由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思想者。我相信，《以赛亚·伯林书信集》的后两卷将为此给出更有意义的证明。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