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民国大学的张力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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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学生的一次郊游。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美)叶文心著，冯夏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62 .00元。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一书的英文版初版于1990年，时隔20多年后才出了中文版，在民国社会文化史领域可谓先来而后到。虽然时隔多年，这本书却并未贬值，甚至可以说对今天的读者更有吸引力。最近几年的“民国热”，使民国时期的大学也备受关注，民国的大学似乎承载着真正的教育理想。而事实到底如何？

    历史的复杂与吊诡

    此书的中文版书名其实是英文版的副标题，英文版原名“A lienatedA cadem y”。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书名，因为“alienated”有好几层意思，可以理解为“异化的”、“疏离的”、“不合群的”等等。叶文心选用“alienated”这个词，一方面为了表明在民国社会中，大学校园所传授的西化知识、塑造的现代学生，与当时绝大多数地区尚处于落后农村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大学生本身所体验的“幻灭”心态，在社会转型和民族危机中，看不到自身与民族未来出路的苦闷心情。从这个书名可见，叶文心对民国的大学并没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相反，她更注重民国大学校园文化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冲突。

    叶文心坦承此书受何炳棣和列文森影响很大。何炳棣讨论了在科举制下学问与政治如何制度化地密切联系在一起，以及知识精英在社会阶层中的上升渠道；而列文森则探讨了西化对传统知识结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科举制取消之后，近代学校制度取而代之，接受西化现代教育的大学生是否还能循着与科举制相似的路径做向上的社会流动呢？同时受到西化教育和本土文化思想熏染的学子，又面临怎样的内心冲突和现实矛盾？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如何与1927年以后建立起的党国体系相联系，形成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英文版书名中的“alienated”也可看做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答案。科举制取消后，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的疏离；西化教育中，大学生与其本土文化和乡土社会的疏离。然而，仅仅这样理解这本书，又过于简单。叶文心在观察到旧结构分崩离析的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新结构成形的过程：城市新阶层的兴起，政治与知识界新联系的建立，革命带来了新的社会蓝图和价值观等等。破与立的动态过程，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一一展开，呈现出历史的复杂与吊诡。

    民国大学的三种基本范式

    此书的写法可谓“点面结合”，也即把结构性的综述与各学校的个案分析穿插着写，既对历史的大势变迁有整体把握，又不失历史细节的参差多态。作者首先从大学教学的语言和科目设置入手，讨论“西化”对全国各地不同类型大学的教学目标和知识生产分别有哪些影响，由此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当大学通过现代西方教育赋予大学生“世界文化的眼光”之后，这些学生又将如何去理解、融入、改造原本孕育他们的本土文化和社会。继而，作者分别叙述了上海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与上海中上层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其高度西化的“世界主义”教育理念，与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社会背景相配合，同时也使其成为20世纪初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攻击目标。除了精英气十足的圣约翰大学，上海还有好几所吸引本地和周边地区殷实家庭子弟就读的中产阶级大学，比如南洋公学、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这些大学大多由晚清士绅自治运动所孕育的书院演变而来，却在民国初年备受经费不足之苦，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考虑而开设很多实用课程，虽然这些大学为诸多怀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教职，但在商业化和党化（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大学基本就成了城市中产阶级谋求更好生活的阶梯。与前两类学校相比，北伐前夕的上海大学则是民国大学中的奇葩。这所大学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其弄堂大学的散漫组织和学生自发的激进活动似乎是革命理想的化身；而叶文心基于上海大学的档案史料重构出现实的另一面：校方一直努力改变其“野鸡大学”的形象，在财务困窘之中艰难维持学校的常规，希望通过系统的正规课业培养学生的智性。

    上海大学的革命理想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枪声中破灭了。1927- 1937年的南京政府十年，是党化教育兴起的十年。党化教育的典型代表是广东的中山大学，后来这一模式又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内地各省。在叶文心看来，党化教育虽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外衣，但是其实质是一种“省城文化”，反映了内地省城社会注重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的保守倾向。在党化教育影响下，以南京中央大学为首的一系列新兴地区性大学加入了民国高等教育版图，以党义为核心培养技术官僚和政治干部。与此相对，北京（1928年后称北平）的大学以传统官绅文化为基础、以弘扬国学为特色，上海的大学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满足城市商业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在1930年代，南京-北京-上海，三足鼎立，形成了民国大学的三种基本范式。

    1930年代后大学日趋颓唐的趋势

    在高等教育党化之后，1930年代的大学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在最后两章，作者分别描述了193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根据大量学校年鉴、档案数据统计、回忆录、文学作品，叶文心试图最大程度重构当时校园生活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情境。学生的生活水平、学杂费负担、就业状况、课余生活、日常时间安排、甚至穿衣风格，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相联系。而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苦闷和幻灭感，作者则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去揣摩分析。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看，就会看到1930年代以后大学校园文化日趋颓唐的大趋势：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迫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变得日益逼仄，失去理想；而精神世界的空虚更增加了苦闷，左、右两派都用政治话语去挤压大学生的自我空间，迫使他们放弃自我的内心追求而顺从于集体意志，因此留给个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少，直到抗日战争将大学生完全拉入救亡的大业中，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使其成为听命于政府的附庸。

    此书共400多页，正文不到200页，附表和注释却有100多页，其余是完整的参考文献和关键词索引。读者不必因为正文字数之少而感觉吃亏，作者文字的精炼，叙述技巧的成熟，驾驭大问题举重若轻的能力，使此书内容之丰富不亚于一本七八十万字的专著。正文中的引文不多，史料大多通过作者的归纳，化入叙述之中，并非必要的史料皆归入注中，使得正文更加紧凑流畅，普通读者读来都会觉得趣味盎然。同时，作者的叙述又可谓无一字无来历，如果专业学者有心去细究，或者想针对某一问题做细致研究，文末的注释则提供了详尽的文献来源和补充材料。

    在我看来，此书稍有欠缺之处在于，对京沪两地之外的地方性大学论述不足，除了在几个综述章节略有提及外，并未做更细致的个案分析。正如作者在书中简要提到的，民国时期不少地方性大学作为各地区文教的核心，对地方政治和乡土社会也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各地方性公私立大学，与京沪各知名大学相比，也各有其特色。如能择其一二，结合作者提出的基本论断做更细致的分析比较，那么此书作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的研究，便更加名实相符了。

    即便有此小小缺憾，此书视野之宏大，不囿于教育史的范畴，在如此紧凑的篇幅中展现出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增进我们对民国史的整体理解，实属难能可贵。作者笔下生动丰富的民国大学校园文化，对一般读者恐怕也有不小的吸引力。近一个世纪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快乐与烦恼，仿佛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颇有共鸣之处。而校园文化的延续性也确实强韧，北大的散漫不羁、清华的注重体育、交大的实用、复旦的小资，似乎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根源，也是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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