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世佑（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哲学专业博导）
2012年11月15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眼下，国人关注近代中国历史的热情有增无减，有关近代历史的书籍与网文层出不穷，前贤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再版，早该发生的事情还是来了，值得庆幸，这毕竟是畅销于民国时期的大学教科书，可惜作者抛离这个世界快半个世纪了，他在反右之前就已屡遭批斗，后在大革文化命之年撒手尘寰。
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的章开沅先生在近作《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一文中，饱含深情地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我们理应给予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它们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看来，时间就像山涧的溪流，驱走的是轻浮的尘埃，鹅卵石的体积与分量却只能慢慢地消磨于流水的冲刷之中。
对于陈恭禄（1900—1966），别说一般的读者，即便是如今的近代史专业研究者，知道他的也不多，读过其书者恐怕更少。就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的本科求学生涯正值国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学术的春天乍暖还寒，历史学还来不及摆脱战争年代的两级思维所派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整体框架，近代史的专业课程尤以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论述为指导，从头到尾充斥着“反帝反封建斗争”，重斗争而轻建设，重论点而轻论据，还很少有人敢提陈恭禄，更不用说把他的《中国近代史》指定为必读参考书目。我的本科师长林增平先生本是中外史坛所称道的厚实史家，他也不敢提，对于民国时代的近代史出版物，就只提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陈氏的旧作就躺在系资料室与学校图书馆，无人问津。说来惭愧，我首次拂拭陈著的尘垢，还是在1993年迁居杭州之后，在给研究生开列参考书目之前，为了自行补课，才走近陈氏的著述空间，包括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陈恭禄在私塾启蒙操练国学童子功，在教会中学积累英文阅读能力，1921年升入六朝古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先是主攻化学，嗣而转入农学，最后在历史系安营扎寨。根据该校的本科生导师制，他在美籍系主任贝德士教授的指导下，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在他看来，国人的历史知识比较浅陋，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又未必切合于中国，却急于运用，好书难找，所以，就在毕业那年，他就萌发撰述近世国史之念，集8年之功，完成这一夙愿。
毋庸讳言，当时的近代史书籍就已出版不少，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某些著述确实别开生面，但其中的多数属于历史叙述与时评杂糅，严谨翔实与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并不多见。这也难怪，国难当头，醉翁之意重在论世，近代史学科建设尚属草创，史料的整理却非朝夕之功，用罗家伦的话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较之许多同类近史论著，陈恭禄却最重资料，言之有故，力求“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辅之以清晰简约的文字。虽然任何论著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加上当时的学术条件有限，许多档案文献亟待整理，作者的史料运用并非无懈可击，但他在史料方面确实下过力所能及的功夫，取舍审慎。例如，英国人白克浩司伪造《景善日记》的真相在当时还没有为中外学界所澄清，学界名家罗家伦为门人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所撰引言中，还强调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亲自看过抄过”，该日记的原稿“真实无疑”。作为后学的陈恭禄虽然也不怀疑那本伪造的满人日记存在的真实性，但通过比照其他记载，就对日记所叙史实多有存疑。他在《中国近代史》末篇“史料评论”中就指出：《景善日记》“为外人所得，视为义和团时之可信史料，实则所记朝廷大事，多为不足深信之传闻。”他的见解就已高出同时代的罗家伦等。
陈著的中性叙事立场也是别开生面。在论述辛亥革命时，他既不迷信国民党大小官员那些铺天盖地的“歌德”回忆，也不因南京国民政府神化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创业史而跟着凑热闹，尽量平实叙述。陈著出版前，国民党中宣部的审查者强行删改，还不让作者过目，但从已被删改后的文本中，我们也找不到作者对孙中山的神化，只见直呼“孙文”共71处，与孙中山有关的“孙氏”6处，全书所用“革命”一词虽有185处之多，则多从事物变革的方式与程度着眼，并不掺入价值评判。相比之下，弃学入仕的蒋廷黻就不敢直呼孙文或孙中山。陈著出版之后，蒋廷黻也写过一本相对通俗的《中国近代史》，篇幅不及陈著的1/10，就是这本5万字左右的《中国近代史》除了两次称孙中山为“总理”， 8次称“中山先生”，34次称“孙中山先生”，还专设一节“贯彻总理的遗教”，同蒋介石与国民党保持一致。
陈恭禄既不像思想先行的蒋廷黻那样以论代史，纵横天下，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郑重形成自己的论断。作者虽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H·M·马士的影响颇深，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实质与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口问题之出路等方面的分析多有偏颇，但他多方收集中西文献资料、辨别真伪主次、争取平实叙述的努力，确有不少可取之处。
时当信息革命与地球村的时代，遥控器、鼠标与手机已经成为挑战纸质传媒与书本阅读的三大利器，一本60万言的民国旧著未必能特别吸引整天穿梭在城市化喧嚣中的上班族与读书人，更难抓住那些从享乐主义的甜水中爽出来的80后与90后，陈氏的纪事本末体叙述方式又未必能适应那些已经习惯了三级以上目录的章节文体与数字化条理形式的读者偏好，也不容易契合除了大白话还要每年“给力”追新词却不觉得“囧”的快餐式阅读，但陈著毕竟具备雄厚的中西资料基础与解读视野，而且几乎每篇（章）都能独立成章，不仅信息丰富，知识性强，而且有史有论，观点鲜明，只要开卷，总会有益。
作者：郭世佑（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哲学专业博导）
来源：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
（点击图片 进入论坛）
文 章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