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瑞典人，1924年生，汉学家。瑞典文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曾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与中国结缘半个世纪。自1965年以来，马悦然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从《诗经》（部分）、唐诗宋词到郭沫若、艾青等人的作品；从朦胧派诗人顾城等诗作到沈从文等当代作家的作品，涉及面很广。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马悦然深谙中国文化。
马悦然和妻子陈文芬。
上周末，马悦然来到上海，对于读者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话题，他一一回应。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深谙中国文化的马悦然：
大师系列之马悦然
“一头银发，一身唐装，一副眼镜，带着四川口音”的和蔼老人马悦然10月21日来到了中国上海，虽然他这次来访的主题是为中国读者介绍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作品，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对于莫言和诺贝尔奖话题，他也早有预知。面对闪烁的聚光灯，88岁高龄的马悦然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时差带来的疲倦。围绕记者对于莫言和诺贝尔奖的疑问，他毫无避讳地一一回答。
天生的汉学使者
马悦然20岁服完兵役，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当时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书，让学生们欣赏自己最欣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1946年的春天，他打开了一本改变一生的书——林语堂先生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
马悦然介绍，从《生活的艺术》中，他第一次看到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他第一次专门翻阅了《道德经》英、德、法三种译本，因此也结识了他汉学生涯里重要的一个导师——高本汉，时任瑞典远东博物馆的馆长。他的中国之缘由此开始。1946年到1948年，马悦然跟高本汉学的大多是先秦文学著作和历代的音韵学。同时也读了林语堂先生很多其他英文版著作，像《啼笑皆非》、《京华烟云》。他的汉语天分在学习中得以展现。1948年秋天，马悦然在抵达成都仅仅几个月后，他便从肢体语言跳级到用流畅的成都俚语进行对话。
1949年初，马悦然操着不太熟练的西南官话，来到峨眉进行四川方言的调查。峨眉半年的生活让他终生难忘，在内心他将此地视作第二故乡。几十年后，怀念四川的乡愁促使他用中文写下了50篇关于第二故乡的随笔，行文中随处可见他忍不住就要来上几句的成都话，读来别有一番异趣：“‘莫来头’就是‘莫得关系得’，没有关系的意思。”
情牵两位中国姑娘
汉学让马悦然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他找寻到了自己的幸福。他与第一任妻子陈宁祖的爱情就如同小说一般的浪漫。因为幼时他的母亲经常在床头给他念童话诗，其中《弟弟的海行》描述了一个名叫悦然的西洋男孩，七八岁时和他心爱的玩具熊划船去了中国，在那里与一位美丽的小公主相爱了，这个故事对他影响很大。1949年的秋天，在成都求学的马悦然与房东的18岁的小女儿陈宁祖深深相爱了。这段爱情走过47年，1996年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马悦然从城里搬到乡下接近宁祖墓的地方居住。
马悦然的第二段感情相较于浪漫的故事而言，更多的缘于文字和心灵的交融。2005年，他在山西宣布与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的婚讯。当时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忘年情缘充满好奇，对于他们相差43岁的爱情更是被想象成一个记者采访名人时的浪漫邂逅。陈文芬提到他们是1998年在台湾第一次相识，结缘是布袋戏。当时她陪同马悦然看“小西园剧团”的布袋戏演出，对于这样的表演形式，马悦然很感兴趣，后来他又将剧团安排至瑞典演出。等到马悦然再次来访台湾时，他们又相约一起看了布袋戏，这时他们才开始交往。直至结婚这几年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他们透过文字分享着彼此的生活和思想。
为沈从文与诺奖失之交臂而流泪
马悦然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据称，1988年，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因为沈从文的去世而作罢。而当时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的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
在马悦然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与风物有着与唐宋诗歌相似的品格，而经典的《边城》，“是最早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概念写的小说。”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马悦然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比如何植三、郭绍虞的新诗，在中国并不出名，他却将之列入自己的教学中。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发掘出了“被遗忘的诗人”杨吉甫。“1979年我到四川探亲，我岳父的老朋友有杨吉甫的诗选，他送我一本，我就带回瑞典去，先译成瑞典文，以后又译成英文，又寄给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本杂志，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杨吉甫是谁，以为我和他们开玩笑。但最后我把书快递给他们，他们很快出了杨吉甫的诗集。”对于他独具伯乐的眼光，他说：“一切都是偶然。”
“鸭子归家的时候，她又提便壶到菜园去”、“床外飞雪无声，病床上的我亦无声”、“塘里现出了蛙的头，妈妈又疑是可怕的蛇。”这三首小诗就是鲜为人知的四川诗人杨吉甫所作，它们深深打动了马悦然，让他一再玩味深思。于是他写了两篇文章介绍这位被人遗忘的“四川老乡”的杰作。他认为杨吉甫的诗就像把生活切成了无数非常细小的薄片：“这是真正的生命的薄片！是真的！我不会骗你！你看多么美丽啊！”
对话马悦然：
莫言的短篇更完美
广州日报：听说您觉得莫言的有些作品写得太长了？
马悦然：嗯，我觉得他很多小说真的写得太长了，不过他的微型小说很完美。很多年前，我看到《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莫言的《小说九段》，非常喜欢，立刻就翻译成瑞典文介绍给瑞典读者。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对微型小说感兴趣，还开始模仿莫言的小说写微型小说。
广州日报：除了《小说九段》，您还喜欢莫言的哪些小说？
马悦然：很多啊，比如《透明的红萝卜》，我觉得这个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东西，还有一个《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这个你们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还有《会唱歌的墙》、《翱翔》等，《翱翔》写得非常魔幻，跟马尔克斯的感觉很像。
广州日报：这些都是中短篇，想问一下您对他的长篇小说如何评价？
马悦然：他的长篇也非常棒，比如《生死疲劳》就是部非常好的小说，只不过还是太长了，一直读下去读者的兴趣就会稍微减弱一些。我还是认为莫言的短篇更完美，再不需要改任何文字，记得有一篇《船》，写得像沈从文的风格，这让我想到沈从文上世纪30年代写的非常难忘的短篇。
广州日报：有人说在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莫言获奖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流程是这样的，每年2月1日之前要把推选的作家寄给瑞典文学院，然后有一个5人评委小组，他们从几百个被推选的人中选出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再经过2个月的筛选，到五月底只有5个人。然后瑞典文学院整个夏天就看这五个人的作品，直到9月份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需要投几次票，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直到10月初的最后投票。我的意思是，决定谁最终获奖是有一个严密、复杂的过程的，并不是谁想让哪个作家得奖就会得奖的。其实今年的讨论过程跟往年相比并不太激烈，大家的最终意见都比较一致。
我没靠莫言发财
广州日报：很多人觉得在中国许多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是不是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偶然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选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什么是好的文学呢？当然这个是非常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
广州日报：您翻译的莫言作品即将在瑞典出版，这件事引起了一些争议，说您是利益相关者、涉嫌违规？还有人说您这次发大财了？
马悦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其实那些书我之前就翻译好了，但莫言得奖之前我是不能发表的，因为我一发表就肯定会有人说，这次一定是莫言得奖了，所以我等结果揭晓之后才发。然后人们又都认为，马悦然要发财了，因为他翻译的莫言作品可以大卖，作为译者，自然也会得到很高的版税。但实际上出版社出版我翻译的莫言作品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因为身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在翻译莫言作品时，学院已经支付稿费给我，自己已经得到钱了，所以出版社可以白出版。
大师系列之马悦然
“一头银发，一身唐装，一副眼镜，带着四川口音”的和蔼老人马悦然10月21日来到了中国上海，虽然他这次来访的主题是为中国读者介绍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作品，但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对于莫言和诺贝尔奖话题，他也早有预知。面对闪烁的聚光灯，88岁高龄的马悦然精神矍铄，丝毫看不出时差带来的疲倦。围绕记者对于莫言和诺贝尔奖的疑问，他毫无避讳地一一回答。
天生的汉学使者
马悦然20岁服完兵役，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当时最大的愿望是毕业后在一个古老的瑞典城市的高中教书，让学生们欣赏自己最欣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1946年的春天，他打开了一本改变一生的书——林语堂先生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
马悦然介绍，从《生活的艺术》中，他第一次看到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他第一次专门翻阅了《道德经》英、德、法三种译本，因此也结识了他汉学生涯里重要的一个导师——高本汉，时任瑞典远东博物馆的馆长。他的中国之缘由此开始。1946年到1948年，马悦然跟高本汉学的大多是先秦文学著作和历代的音韵学。同时也读了林语堂先生很多其他英文版著作，像《啼笑皆非》、《京华烟云》。他的汉语天分在学习中得以展现。1948年秋天，马悦然在抵达成都仅仅几个月后，他便从肢体语言跳级到用流畅的成都俚语进行对话。
1949年初，马悦然操着不太熟练的西南官话，来到峨眉进行四川方言的调查。峨眉半年的生活让他终生难忘，在内心他将此地视作第二故乡。几十年后，怀念四川的乡愁促使他用中文写下了50篇关于第二故乡的随笔，行文中随处可见他忍不住就要来上几句的成都话，读来别有一番异趣：“‘莫来头’就是‘莫得关系得’，没有关系的意思。”
情牵两位中国姑娘
汉学让马悦然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他找寻到了自己的幸福。他与第一任妻子陈宁祖的爱情就如同小说一般的浪漫。因为幼时他的母亲经常在床头给他念童话诗，其中《弟弟的海行》描述了一个名叫悦然的西洋男孩，七八岁时和他心爱的玩具熊划船去了中国，在那里与一位美丽的小公主相爱了，这个故事对他影响很大。1949年的秋天，在成都求学的马悦然与房东的18岁的小女儿陈宁祖深深相爱了。这段爱情走过47年，1996年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马悦然从城里搬到乡下接近宁祖墓的地方居住。
马悦然的第二段感情相较于浪漫的故事而言，更多的缘于文字和心灵的交融。2005年，他在山西宣布与台湾媒体人陈文芬的婚讯。当时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忘年情缘充满好奇，对于他们相差43岁的爱情更是被想象成一个记者采访名人时的浪漫邂逅。陈文芬提到他们是1998年在台湾第一次相识，结缘是布袋戏。当时她陪同马悦然看“小西园剧团”的布袋戏演出，对于这样的表演形式，马悦然很感兴趣，后来他又将剧团安排至瑞典演出。等到马悦然再次来访台湾时，他们又相约一起看了布袋戏，这时他们才开始交往。直至结婚这几年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他们透过文字分享着彼此的生活和思想。
为沈从文与诺奖失之交臂而流泪
马悦然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据称，1988年，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因为沈从文的去世而作罢。而当时迷恋沈从文作品的马悦然无数次试图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在最后一轮近乎疯狂的劝说无效之后，64岁的他哭着走出了会场。
在马悦然眼中，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与风物有着与唐宋诗歌相似的品格，而经典的《边城》，“是最早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概念写的小说。”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马悦然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比如何植三、郭绍虞的新诗，在中国并不出名，他却将之列入自己的教学中。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发掘出了“被遗忘的诗人”杨吉甫。“1979年我到四川探亲，我岳父的老朋友有杨吉甫的诗选，他送我一本，我就带回瑞典去，先译成瑞典文，以后又译成英文，又寄给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本杂志，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杨吉甫是谁，以为我和他们开玩笑。但最后我把书快递给他们，他们很快出了杨吉甫的诗集。”对于他独具伯乐的眼光，他说：“一切都是偶然。”
“鸭子归家的时候，她又提便壶到菜园去”、“床外飞雪无声，病床上的我亦无声”、“塘里现出了蛙的头，妈妈又疑是可怕的蛇。”这三首小诗就是鲜为人知的四川诗人杨吉甫所作，它们深深打动了马悦然，让他一再玩味深思。于是他写了两篇文章介绍这位被人遗忘的“四川老乡”的杰作。他认为杨吉甫的诗就像把生活切成了无数非常细小的薄片：“这是真正的生命的薄片！是真的！我不会骗你！你看多么美丽啊！”
对话马悦然：
莫言的短篇更完美
广州日报：听说您觉得莫言的有些作品写得太长了？
马悦然：嗯，我觉得他很多小说真的写得太长了，不过他的微型小说很完美。很多年前，我看到《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莫言的《小说九段》，非常喜欢，立刻就翻译成瑞典文介绍给瑞典读者。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对微型小说感兴趣，还开始模仿莫言的小说写微型小说。
广州日报：除了《小说九段》，您还喜欢莫言的哪些小说？
马悦然：很多啊，比如《透明的红萝卜》，我觉得这个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东西，还有一个《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这个你们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还有《会唱歌的墙》、《翱翔》等，《翱翔》写得非常魔幻，跟马尔克斯的感觉很像。
广州日报：这些都是中短篇，想问一下您对他的长篇小说如何评价？
马悦然：他的长篇也非常棒，比如《生死疲劳》就是部非常好的小说，只不过还是太长了，一直读下去读者的兴趣就会稍微减弱一些。我还是认为莫言的短篇更完美，再不需要改任何文字，记得有一篇《船》，写得像沈从文的风格，这让我想到沈从文上世纪30年代写的非常难忘的短篇。
广州日报：有人说在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莫言获奖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流程是这样的，每年2月1日之前要把推选的作家寄给瑞典文学院，然后有一个5人评委小组，他们从几百个被推选的人中选出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再经过2个月的筛选，到五月底只有5个人。然后瑞典文学院整个夏天就看这五个人的作品，直到9月份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需要投几次票，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直到10月初的最后投票。我的意思是，决定谁最终获奖是有一个严密、复杂的过程的，并不是谁想让哪个作家得奖就会得奖的。其实今年的讨论过程跟往年相比并不太激烈，大家的最终意见都比较一致。
我没靠莫言发财
广州日报：很多人觉得在中国许多和莫言一样优秀的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是不是说诺贝尔奖有一定的偶然性？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选一个世界冠军，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是每年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什么是好的文学呢？当然这个是非常主观的。我不能说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能说的是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中国有很多作家、很多诗人也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
广州日报：您翻译的莫言作品即将在瑞典出版，这件事引起了一些争议，说您是利益相关者、涉嫌违规？还有人说您这次发大财了？
马悦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其实那些书我之前就翻译好了，但莫言得奖之前我是不能发表的，因为我一发表就肯定会有人说，这次一定是莫言得奖了，所以我等结果揭晓之后才发。然后人们又都认为，马悦然要发财了，因为他翻译的莫言作品可以大卖，作为译者，自然也会得到很高的版税。但实际上出版社出版我翻译的莫言作品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因为身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在翻译莫言作品时，学院已经支付稿费给我，自己已经得到钱了，所以出版社可以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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