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1900-1984） 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人，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著有《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等。
梁漱溟（1893—1988） 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两户人家》，学林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28.00元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民国农学家有比较多的关注。尤其是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而随着沈宗瀚、李先闻等农学家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台湾农复会相关史料的引进，许多民国农学家的思想逐渐受到关注。在这些农学家中，董时进屡屡被人提起，他关于农学问题的思考引起了思想界的关注。
我对董时进其人其事充满兴趣与好奇。董时进《两户人家》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董时进人生历程的相关史料。在读《两户人家》的时候，我常常禁不住想起梁漱溟的思想与人生。恰好梁卫星先生刚刚出版了《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于是将这两本书穿插阅读，通过阅读可以感受到两位知识分子对于土地问题主张的异同，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生抉择。
董时进的悲天悯人
民国农学家董时进的《两户人家》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名为小说实是自传。董时进的儿子董保中在序言中曾说：“《两户人家》可以作为小说欣赏，但更可以作为历史真实的参考。”熟悉董氏家族的人很容易就可以考证出里面的几个重要人物。小说中的可生是董时进。可大是董时进的堂兄董时厚。熊景明在序言中认定小说中的可法是曾经的右派董时光，这是错的。可法乃是北平朝阳法学院毕业的董时敏，小说中的可志与可立对应的分别是董时光与董时恒。
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四川垫江地区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乡村画卷，通过董氏家族的变迁向人们展示了此一历史时期乡村农民的奋斗及局限，也向我们展示了董时进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蜚声国际的农学家的人生历程。
考察董时进的农学思想，最著名的一点是他对土地私有制度的坚守。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而是生产技术过低以及农村人口过多导致的问题。因为生产技术过低，不能大规模机械化，导致农产品产量太低，生产效率低下。因为农村人口过剩，导致农民普遍贫穷。
在小说中，董时进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乃至眷恋，在农民置田买地时他写道：“当契约写好，念过，大家签押之后，照例说句，恭喜你们子子孙孙永远管业。三个孩子都感动得眼泪长流。”不仅如此，董时进出外求学时期，正是土地的自由流转，为其筹措了足够的学费，没有这些做基础，董时进不可能出门求学进而成就自己的事业。正是这些建立在自己切身经验上的认识，使他坚定地认为土地私有制乃是捍卫自由的保证。
梁漱溟的道德担当
与董时进的主张截然相反的则是梁漱溟的主张。梁漱溟是坚定的土地公有制的捍卫者。与董时进出身富农家庭不同，梁漱溟出身当时的士绅精英阶层。梁卫星在《改造中国的实践——梁漱溟传》中曾记述梁漱溟的家庭情况，他写到：“梁济（梁漱溟之父）虽生于苦寒长于艰辛，但到了梁漱溟兄妹来到这个家庭时，他的父亲给他们的已经是一个经济上还算小康的环境了，全家人不用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谋生之上，生活氛围的从容淡定激发的多是人性中亲和平慈的一面。”
自小生活无虞的梁漱溟有一种道德上的担当意识，五四时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宣言让辜鸿铭与胡适都钦佩不已。但是当梁漱溟的道德担当意识过于强烈时，就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负罪感，这种道德负疚感可能是他主张土地公有制的一个心理因素。罗隆基说梁漱溟攻击私产制度，不遗余力，所以痛心疾首于私有财产制，原因又不过在这一类的事情：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胡子上面，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
除了这种道德负疚感之外，梁漱溟主张土地公有制的主张还受到五四时代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20岁时，梁漱溟在翻拣家中旧书时发现了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这本书影响了他对私有财产的看法，他曾写道：“此书当时已嫌陈旧，内容亦无深刻理论。不过其中有些反对财产私有的话却印入我心，我即不断地来思索这个问题……终至引我到反对私有财产的路上，而且激烈地反对，好像忍耐不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制定的计划经济的成就让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羡慕不已，知识分子的左倾成为思想界的潮流。不论是英国的罗素还是法国的罗曼·罗兰，亦或者是中国的胡适，都曾对苏联抱有美好的幻想。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正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刻，经济危机导致无数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人们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遍产生了怀疑。
这一正一反的例子导致知识分子对土地公有制格外青睐，再加上中国儒家传统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响，当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像梁漱溟一样，觉得建立土地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经济上的平等与政治上的民主一直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追求的两大目标。
董、梁的抉择与命运
董时进与梁漱溟都是民盟的成员，而且都是民盟的领袖人物。民盟成立于抗战后期，其土地纲领就典型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后来，民盟在制定土地纲领的时候，董时进的意见成为少数并因此被否决，梁漱溟的土地国有政策最终成为民盟的土地纲领。与民盟的这一分歧导致董时进退出民盟，退出民盟的董时进在1947年组建中国农民党，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
1950年后，董时进受到批判，他所建立的中国农民党，也被认定为代表地主利益的政党。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之后，董时进决定离开大陆。他先去香港，之后又赴美国。他担忧失去土地的农民最终会成为国家的弃儿，他预言未来国内可能会发生饥荒，人民将没有饭吃。
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作为农民代言人的梁漱溟说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遭遇，他认为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梁漱溟的发言遭到批判，连发言争辩的权利都被剥夺。
看到梁漱溟为农民说话，当时的董时进既敬佩又兴奋，他还在台湾的报纸上写文章声援梁漱溟，而这些，身在大陆的梁漱溟是看不到的。
纵观两人的人生履历，董时进与梁漱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致力于乡村建设，都是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农村问题上也都算是专家，然而两人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人人生命运的不同。梁漱溟更看重平等，所以他寄希望于国家对财富的平均分配。与之相比，董时进更看重自由。董时进并不否定平等，他只是认为平等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在董时进看来，自由的重要基石是人的私有财产，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障就没有自由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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