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在朗诵会上。
近日，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新作《奇迹集》诗歌朗诵与交流会，在深圳旧天堂书店举行。来自广深两地数十位诗人、诗歌爱好者读诗、谈诗。现场气氛诗意弥漫。
黄灿然，著名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1988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现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
据介绍， 这个月刚刚出版的《奇迹集》，最初由作者以复印装订形式送给朋友，其中有数十首诗发表于报纸杂志，后来在民刊《新诗》以专辑形式出版，主要是在淘宝出售，但半年后即重印，深受读者喜爱。黄灿然坦言，《奇迹集》的诞生对自己是一次启示，“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
朗诵会前，记者与黄灿然展开一席对话。诗人清瘦，话语轻细；诗里诗外，侃侃而谈。
关于诗歌创作：
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
记者：在阅读您的《奇迹集》之前，我到书店找到您的上一本诗集《我的灵魂》。我对比阅读了一下，有一种直观的感觉，《我的灵魂》更显繁复、沉重，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比如说《杜甫》这首：“汉语的灵魂要寻找恰当的载体/而这个流亡者正是它安稳的家”，“灵魂”、“流亡者” 都是一些很重很厚的意象；但到了《奇迹集》，您的笔下突然“轻”了起来，写了大量的日常，阅读节奏也很明朗，有一种身体打开了、自由了的感觉，比如《孤独》：“在南丫岛山上/一张空凳/面对大海，如同/一个孤独者，/而且好像还有一个/无形的孤独者/坐在那里/面对大海。”这样的诗歌很多。再打个不太好听的比喻，以前是重口味，现在有点小清新了。我相信我的阅读体会也反映了你这些年的创作变化。
黄灿然：“有一种身体打开了、自由了的感觉”，你的这个表达，有意思，也很准确。
既然你谈到《我的灵魂》，那就在谈《奇迹集》之前先谈谈《我的灵魂》吧。《我的灵魂》主要收录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我接着要说《奇迹集》。《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在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或目标。
记者：不再追求完美，在我理解，就是创作者的自信。绑在腿上的沙袋自然散掉了，无沙一身轻，轻功终于练到家了，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飞翔”从此开始……
黄灿然：《奇迹集》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
关于翻译：
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影响很大
记者：您写诗，又翻译了大量的诗。我倒想反过来问问你，关于我们自己的诗歌被翻译的问题。汉语诗歌的翻译问题，也是现在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有一种观点是，汉语诗歌很难走向国际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汉语不好翻译。您怎么看？
黄灿然：现代汉语诗歌和古典汉语诗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要知道，西方整个20世纪的诗歌，一个主要影响就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1917年前后吧，英国一个叫阿瑟·韦利的汉学家，他单独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到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波兰的米奥什，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等很多优秀的外国诗人都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到现在都是这样。
记者：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
黄灿然：体现在西方诗人对于日常生活、山水的关注，作品中表现出的平静和禅味。因为阿瑟·韦利翻译最多的古诗，不是李白、杜甫的，而是白居易的。白居易的，又主要翻译了他清新、雅致的诗篇，而不是沉重的《卖炭翁》。
所以我就说，中国诗歌走不到世界，得分成两部分来分析，一部分是中国古典诗歌，一部分是现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已经走出去了。那么，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不到100年，还没走出去是正常的。
记者：古典诗歌都被老外消化了，看来现代诗也不存在语言之“隔”的问题。好多人一天到晚在喊：汉语太特殊啦，我们不适合翻译。
黄灿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美的、最特别的。其实，外国翻译家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的韵意，转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有另外的味道。翻译中，他们确实也会有走样的。但经过翻译后也会有新的东西。翻译就是这样，有失也有得。没必要固执地说汉语不合适翻译。
关于香港诗歌：
香港“本土诗”比较成熟
记者：今天和您聊，还要请您介绍一下香港诗歌的情况。别看这几年，大陆、台湾和香港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很多，但很多人对香港诗歌的发展情况并不了解。
黄灿然：香港诗歌比较有意思。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继承了五四到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受西方诗歌影响较大。70年代，台湾文学有“现代主义”运动了，香港开始产生“本土诗”，“本土诗”并非反对现代主义，也不能从字面上的“土”理解，以为它写的是农村、农业，恰恰相反，它描写的是城市，这很有意思。诗人们开始描写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城市的变迁。最近十年香港“本土诗”变成了一个小传统，得到新一代读者的喜欢，但也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套式了，这点需要改变。
记者：香港的诗歌生活如何？活动多吗？生活压力估计也不小。
黄灿然：香港的诗歌活动，其实还蛮多的。各种交流都有，场面不一定很大，但大家都是实打实的交流。生活压力？香港的生活压力肯定大了。但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一个诗人的创作。不能说哪个地方生活比较舒服、出版扶持比较好，你就要到哪个地方去写诗。诗人就是要面对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找舒服的生活。
黄灿然著作列表
诗集：
《十年诗选》、《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 评论集：
《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
译作：
《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卡瓦菲斯诗集》、《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巴列霍诗选》，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和《同时》，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和米沃什《诗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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