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海》，(日)内山完造著，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28.00元。
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这两个名词一下子触发了我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语文课文的记忆———阿累的《一面》，这篇课文叙述了一个爱国的左倾青年，在内山书店因为喜欢一本左派小说却没钱买而苦恼，这时他偶遇了在内山书店的鲁迅，鲁迅慷慨折价销售两本书给这位青年的故事。然而折价销售也花了一块钱买两本书，一块钱是这个青年和他的工友们好几天的伙食费，可见当时的书着实不便宜。
《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是内山完造撰写的关于自己在中国上海生活的回忆散文集。“下海”是当时上海地区的一个地名，但今天则很容易理解成“下海经商”，似乎这个书名也可以理解为内山完造在上海经商的故事，而其实内山完造并没有这个意思。内山完造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务工，1913年为了生活而从日本到中国上海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后来他以妻子的名义开办了“内山书店”。刚开始的时候，内山完造是抱着试水的态度开办的这家书店，所以对外宣称书店是家里的“副业”。由于内山是基督教徒，一开始卖基督教的读物，慢慢扩展到日本原版图书和中国图书的销售，书店由于资金不多，设备也是因陋就简，用二十几个啤酒箱做成的书架，书店最初开设在偏僻的小巷子里，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经过内山的苦心经营，加上当时卖日文原版的图书的书店很少，而留日回国的中国人和学生越来越多的缘故，内山书店营业额居然持续增长，1929年小巷子里的书店搬到了沿街大马路上。然而任何时代的书店经营都是不易的，何况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上半叶，内山完造能在上海经营好一家书店，并隐隐然成为当时书店行业的龙头，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了。
上海租界犹如国民党党国体制下无法完全渗透和控制的飞地，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不仅依靠特色经营日文图书来占领市场，而且售卖大量国统区的禁书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左派社会主义读物(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日本的翻译出版物是大头)，还有鲁迅出版的进步刊物都通过内山书店代理销售。但凡专制体制下都要管制言论自由和人的思想，有些书不被禁可能还无人问津，被禁了反而越多人想看，人有好奇心理，于是专制者一旦把某书列为禁书，大家马上要想办法从地下渠道弄到这本书，反而刺激了禁书的销售，这样愚蠢的禁书政策其实是给禁书做了免费宣传。
本以为在民国时代，书店的营销方式应该很有限才对，读了这本书之后发现，原来我们今天出版社、书店所采用的营销方法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有了。内山完造为了吸引顾客，每次到新书就印制新书简介寄送读者，并称之为“诱惑状”，他后来更是把新书简介变成类似今天书店印刷的《书讯》一类的刊物。而且，内山精通传播之道，努力通过书评、新书介绍等不花钱的方式在报纸做宣传。为了吸引中国本地读者，内山完造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手段，那就是规定“中国人和朝鲜人可以赊账”，从而依靠口碑宣传来争取中国读者。这些办法果然非常见效，关注内山书店的中国读者越来越多，最后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文化人，比如鲁迅、郭沫若、戴季陶等，通过他们在报刊发表文章经常提到内山书店，无形中“利用了”他们为书店做宣传。不仅如此，内山完造深通宣传之道还表现在，即使是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诸如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之类)和负面报道，他也照单全收，认为都是对书店有利的宣传，“我对那些毁坏我名誉的人依然心存感激。”因为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攻击你的书店，而是遗忘你的书店。事实证明，那些无端的污蔑非但没有伤害内山书店，反而使内山书店得到更多知名度。内山书店的品牌经营的成功成为当时上海书店的一个典范，大家纷纷效法内山书店，从书店内部图书的布置、阅读区的开设，书店名称也从原来古雅的名字改成平易近人的“××书店”……1923年，日本发生了东京大地震，整个日本的出版业几乎遭遇史无前例的破坏，几至瘫痪，图书的出版销售陷入困境，这时候内山书店居然成为了当时日本出版社的一个新增长点，中国读者挽救了日本出版社的困境。
虽然在内山先生的回忆录里面没有提及当时书店是否有“作家签售”之类的活动，但那时的书店已经开始通过举办活动来吸引读者了，比如内山书店就开办了日语培训班，这大概是今天“新东方英语”之类的外语培训的始祖了，还有发起开办文化讲座活动也是内山书店的业务之一，真乃今日实体书店铺天盖地的读书活动之鼻祖也。内山书店经营的又一个成功经验是坚守自己的品牌和定位，不会为了抢占市场而盲目扩张，而且内山书店最大的成功在于时时刻刻为读者服务、以传播文化种子为自己的责任，为了介绍一些优秀的医学图书到中国，他宁愿零利润经营医学书，在日本侵华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他始终不愿意接受日本政府资助他扩张书店的计划，他坚定地守护文化不受军国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做法都为他赢得了当时中国人的高度评价。
《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是内山完造撰写的关于自己在中国上海生活的回忆散文集。“下海”是当时上海地区的一个地名，但今天则很容易理解成“下海经商”，似乎这个书名也可以理解为内山完造在上海经商的故事，而其实内山完造并没有这个意思。内山完造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务工，1913年为了生活而从日本到中国上海从事药品销售工作，后来他以妻子的名义开办了“内山书店”。刚开始的时候，内山完造是抱着试水的态度开办的这家书店，所以对外宣称书店是家里的“副业”。由于内山是基督教徒，一开始卖基督教的读物，慢慢扩展到日本原版图书和中国图书的销售，书店由于资金不多，设备也是因陋就简，用二十几个啤酒箱做成的书架，书店最初开设在偏僻的小巷子里，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经过内山的苦心经营，加上当时卖日文原版的图书的书店很少，而留日回国的中国人和学生越来越多的缘故，内山书店营业额居然持续增长，1929年小巷子里的书店搬到了沿街大马路上。然而任何时代的书店经营都是不易的，何况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上半叶，内山完造能在上海经营好一家书店，并隐隐然成为当时书店行业的龙头，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意经了。
上海租界犹如国民党党国体制下无法完全渗透和控制的飞地，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不仅依靠特色经营日文图书来占领市场，而且售卖大量国统区的禁书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左派社会主义读物(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日本的翻译出版物是大头)，还有鲁迅出版的进步刊物都通过内山书店代理销售。但凡专制体制下都要管制言论自由和人的思想，有些书不被禁可能还无人问津，被禁了反而越多人想看，人有好奇心理，于是专制者一旦把某书列为禁书，大家马上要想办法从地下渠道弄到这本书，反而刺激了禁书的销售，这样愚蠢的禁书政策其实是给禁书做了免费宣传。
本以为在民国时代，书店的营销方式应该很有限才对，读了这本书之后发现，原来我们今天出版社、书店所采用的营销方法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有了。内山完造为了吸引顾客，每次到新书就印制新书简介寄送读者，并称之为“诱惑状”，他后来更是把新书简介变成类似今天书店印刷的《书讯》一类的刊物。而且，内山精通传播之道，努力通过书评、新书介绍等不花钱的方式在报纸做宣传。为了吸引中国本地读者，内山完造采取了更加“狡猾”的手段，那就是规定“中国人和朝鲜人可以赊账”，从而依靠口碑宣传来争取中国读者。这些办法果然非常见效，关注内山书店的中国读者越来越多，最后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文化人，比如鲁迅、郭沫若、戴季陶等，通过他们在报刊发表文章经常提到内山书店，无形中“利用了”他们为书店做宣传。不仅如此，内山完造深通宣传之道还表现在，即使是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诸如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之类)和负面报道，他也照单全收，认为都是对书店有利的宣传，“我对那些毁坏我名誉的人依然心存感激。”因为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攻击你的书店，而是遗忘你的书店。事实证明，那些无端的污蔑非但没有伤害内山书店，反而使内山书店得到更多知名度。内山书店的品牌经营的成功成为当时上海书店的一个典范，大家纷纷效法内山书店，从书店内部图书的布置、阅读区的开设，书店名称也从原来古雅的名字改成平易近人的“××书店”……1923年，日本发生了东京大地震，整个日本的出版业几乎遭遇史无前例的破坏，几至瘫痪，图书的出版销售陷入困境，这时候内山书店居然成为了当时日本出版社的一个新增长点，中国读者挽救了日本出版社的困境。
虽然在内山先生的回忆录里面没有提及当时书店是否有“作家签售”之类的活动，但那时的书店已经开始通过举办活动来吸引读者了，比如内山书店就开办了日语培训班，这大概是今天“新东方英语”之类的外语培训的始祖了，还有发起开办文化讲座活动也是内山书店的业务之一，真乃今日实体书店铺天盖地的读书活动之鼻祖也。内山书店经营的又一个成功经验是坚守自己的品牌和定位，不会为了抢占市场而盲目扩张，而且内山书店最大的成功在于时时刻刻为读者服务、以传播文化种子为自己的责任，为了介绍一些优秀的医学图书到中国，他宁愿零利润经营医学书，在日本侵华如火如荼的岁月里，他始终不愿意接受日本政府资助他扩张书店的计划，他坚定地守护文化不受军国主义政治的影响，这些做法都为他赢得了当时中国人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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