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的感觉》，(英)朱利安·巴恩斯著，郭国良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版，29.80元。
《福楼拜的鹦鹉》，(英)朱利安·巴恩斯著，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版，23.00元。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观。但他写的不是历史小说，其独特性也不在单纯描红涂白地为人物或史事翻案。
巴恩斯的颠覆是抽象的，比如《福楼拜的鹦鹉》，叙述人为传主倾注的那么多曲笔，时刻提醒我们其掺入的个人情感有多深，不客气地讲，欲加之罪无患无辞，歌功颂德同样如此。《10 章世界史》开头更是令人拍案，巴恩斯以诺亚方舟上一只木蠹的视角，颠覆了传统的方舟故事：原来上帝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契约，完全是“老暴君”挪亚一手捏造，为的是可以借上帝之名拯救那些他喜欢的、消灭他不喜欢的部落民族。
巴恩斯未必专与圣经故事过不去，但他挑战“权威”历史的意愿却是历久弥坚。这个“权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编订的“大历史”(“胜利者的谎言”)，或是亲历者通过个体经验表达的“小历史”(“幸存者的谎言”)。前者我们已见惯不怪，后者则常因微渺而被疏忽。巴恩斯获得2011年布克奖的《终结的感觉》，便是个体经验如何“编订”历史以至酿成人生悲剧的最佳注脚。
小说分两部，第一部像极60年代伦敦青春物语。年届六旬的叙述人托尼追忆往事：当年，他将女友维罗妮卡炫耀给哥们，维罗妮卡与哥们艾德里安暗通款曲。托尼郁闷又无奈，写了一封绝交信，同时又很绅士地祝他俩好运。第一部还戏剧性地包括两场自杀，一个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上吊，一个是艾德里安在浴缸里割腕。
在这部分故事中，维罗妮卡看似“玉女”、其实是个“欲女”，艾德里安智商一流、品行很坏，而维罗妮卡一家，都在竭尽所能地嘲笑托尼的工薪阶层品位……托尼想要我们接受的印象是，他深受伤害又颇具隐忍风度，这些都是一个自尊心受伤的男孩可能产生的反应，不足为奇；但托尼的青春物语却埋藏了一阙不和谐音：他搬来一套弗洛伊德关于“伤害”的理论，强加于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一家，推导出种种不堪的臆想，但他应该做却没有做的，恰恰就是去实打实地了解这些人。
小说在此出现叙事上的重大罅隙：一个无关紧要的陈年恋情，在以“温和”自诩的老年托尼说来为何如此夸张和矫情？如果从“伤害”理论出发，他的这种扭曲心态，是否就是他从前受到过的“伤害”及其导致的后果？……第一人称叙述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固然可以心生疑窦，却全然不能摸清事实真相。
直到第二部，40年后的诸多外部冲击：艾德里安的日记，维罗妮卡对母亲遗赠的“血腥钱”评骘，特别是那封重见天日的绝交信(它可不是什么君子之约，而是恶毒的诅咒：诽谤好友的恋爱，挑唆母女关系，并将毒誓寄于他们的孩子)让我们脱开托尼的视角，重构了第一部的故事。
当年许多事，在见证者各自淡出彼此的人生路之后，“幸存者”托尼便成为唯一的阐释者。这些事或被当成八卦一笑置之，或因时过境迁而遗忘，或因无心疏忽而讹误散佚，而更多时候，则是有心错漏不事追究。如今，它们渐露真颜，比如那两场看似不相干的自杀，实则都有难言的隐衷与痛苦，而将两人逼上绝路的是同一个缘由。
巴恩斯在此提醒我们，历史无所谓“客观”，历史既然由人来书写，则必然受限于人的视阈、心理与动机。因之，我们想要了解此刻的历史版本，必须首先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在第二部中，托尼被迫展示自身———建立在廓清史实基础上的对自我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是通过非常符合其本人性格的自我暗示投射的：“假使托尼看得更透彻，做得更决绝，秉承更加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那么轻易屈从于他起初称之为幸福、而后谓之为满足的被动温和。假使托尼不胆小怕事，不指望通过别人的认同来获取自我满足感……”
这一串“假使”作为虚拟陈述提出，表明托尼对记忆仍然采取小心翼翼的姿态，但我们未必能指责他说谎。因为他对那封绝交信的恶毒是深感震惊和羞耻的，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封信出自本人之手，而自己竟然是个魔鬼。
这正是本书最瘆人的地方，我们屏蔽和修改记忆，除了有意识地求得良心安谧，也可能是以今时之心境揣度过去，或抹黑或描金而本人全不自知。在本书中，托尼对过去事件的解读是立足于40年后的道德至高点上的———作为受害人，他坚信自己有权提出控诉。因此直到小说最后一页，他(还有我们)才真正理解维罗妮卡对其道德的死刑判决：“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
这最后一页，所有人生悲剧都得到暗示，包括托尼讳莫如深的最近40年生活。托尼“真实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的人生，他真心叙述的历史正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巴恩斯对历史的定义：不可靠的记忆(主观)与不充分的材料(客观)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巴恩斯看到历史在很多人身上只意味着一种逃避：“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则是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一样。”巴恩斯通过托尼的自省表达一种诉求，那便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定位和审视。万千个体对自我的审视形成一条历史“责任链”，从而决定了群体担当的价值与意义。然而，这个责任总是被轻易放弃。因为我们就像托尼，太容易屈服于平庸的人生，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自我麻痹，从而放弃了审视自我的机会。巴恩斯的悲观，便来源于此。
巴恩斯的颠覆是抽象的，比如《福楼拜的鹦鹉》，叙述人为传主倾注的那么多曲笔，时刻提醒我们其掺入的个人情感有多深，不客气地讲，欲加之罪无患无辞，歌功颂德同样如此。《10 章世界史》开头更是令人拍案，巴恩斯以诺亚方舟上一只木蠹的视角，颠覆了传统的方舟故事：原来上帝以及人类与上帝的契约，完全是“老暴君”挪亚一手捏造，为的是可以借上帝之名拯救那些他喜欢的、消灭他不喜欢的部落民族。
巴恩斯未必专与圣经故事过不去，但他挑战“权威”历史的意愿却是历久弥坚。这个“权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编订的“大历史”(“胜利者的谎言”)，或是亲历者通过个体经验表达的“小历史”(“幸存者的谎言”)。前者我们已见惯不怪，后者则常因微渺而被疏忽。巴恩斯获得2011年布克奖的《终结的感觉》，便是个体经验如何“编订”历史以至酿成人生悲剧的最佳注脚。
小说分两部，第一部像极60年代伦敦青春物语。年届六旬的叙述人托尼追忆往事：当年，他将女友维罗妮卡炫耀给哥们，维罗妮卡与哥们艾德里安暗通款曲。托尼郁闷又无奈，写了一封绝交信，同时又很绅士地祝他俩好运。第一部还戏剧性地包括两场自杀，一个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上吊，一个是艾德里安在浴缸里割腕。
在这部分故事中，维罗妮卡看似“玉女”、其实是个“欲女”，艾德里安智商一流、品行很坏，而维罗妮卡一家，都在竭尽所能地嘲笑托尼的工薪阶层品位……托尼想要我们接受的印象是，他深受伤害又颇具隐忍风度，这些都是一个自尊心受伤的男孩可能产生的反应，不足为奇；但托尼的青春物语却埋藏了一阙不和谐音：他搬来一套弗洛伊德关于“伤害”的理论，强加于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一家，推导出种种不堪的臆想，但他应该做却没有做的，恰恰就是去实打实地了解这些人。
小说在此出现叙事上的重大罅隙：一个无关紧要的陈年恋情，在以“温和”自诩的老年托尼说来为何如此夸张和矫情？如果从“伤害”理论出发，他的这种扭曲心态，是否就是他从前受到过的“伤害”及其导致的后果？……第一人称叙述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固然可以心生疑窦，却全然不能摸清事实真相。
直到第二部，40年后的诸多外部冲击：艾德里安的日记，维罗妮卡对母亲遗赠的“血腥钱”评骘，特别是那封重见天日的绝交信(它可不是什么君子之约，而是恶毒的诅咒：诽谤好友的恋爱，挑唆母女关系，并将毒誓寄于他们的孩子)让我们脱开托尼的视角，重构了第一部的故事。
当年许多事，在见证者各自淡出彼此的人生路之后，“幸存者”托尼便成为唯一的阐释者。这些事或被当成八卦一笑置之，或因时过境迁而遗忘，或因无心疏忽而讹误散佚，而更多时候，则是有心错漏不事追究。如今，它们渐露真颜，比如那两场看似不相干的自杀，实则都有难言的隐衷与痛苦，而将两人逼上绝路的是同一个缘由。
巴恩斯在此提醒我们，历史无所谓“客观”，历史既然由人来书写，则必然受限于人的视阈、心理与动机。因之，我们想要了解此刻的历史版本，必须首先了解历史学家的历史。在第二部中，托尼被迫展示自身———建立在廓清史实基础上的对自我的再认识，这种再认识是通过非常符合其本人性格的自我暗示投射的：“假使托尼看得更透彻，做得更决绝，秉承更加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那么轻易屈从于他起初称之为幸福、而后谓之为满足的被动温和。假使托尼不胆小怕事，不指望通过别人的认同来获取自我满足感……”
这一串“假使”作为虚拟陈述提出，表明托尼对记忆仍然采取小心翼翼的姿态，但我们未必能指责他说谎。因为他对那封绝交信的恶毒是深感震惊和羞耻的，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封信出自本人之手，而自己竟然是个魔鬼。
这正是本书最瘆人的地方，我们屏蔽和修改记忆，除了有意识地求得良心安谧，也可能是以今时之心境揣度过去，或抹黑或描金而本人全不自知。在本书中，托尼对过去事件的解读是立足于40年后的道德至高点上的———作为受害人，他坚信自己有权提出控诉。因此直到小说最后一页，他(还有我们)才真正理解维罗妮卡对其道德的死刑判决：“你还是不明白，你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
这最后一页，所有人生悲剧都得到暗示，包括托尼讳莫如深的最近40年生活。托尼“真实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失败者的人生，他真心叙述的历史正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巴恩斯对历史的定义：不可靠的记忆(主观)与不充分的材料(客观)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巴恩斯看到历史在很多人身上只意味着一种逃避：“我们责备某个个人，目的就是为其余人开脱；我们归咎于历史进程，则是为一个个个体免责；抑或将一切归咎于一片混沌，结果也一样。”巴恩斯通过托尼的自省表达一种诉求，那便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定位和审视。万千个体对自我的审视形成一条历史“责任链”，从而决定了群体担当的价值与意义。然而，这个责任总是被轻易放弃。因为我们就像托尼，太容易屈服于平庸的人生，注定了绝大多数人的自我麻痹，从而放弃了审视自我的机会。巴恩斯的悲观，便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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