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 龚选舞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年9月版
从一九四五年的抗战胜利，中国社会一切有若日丽中天、光明一片，到一九四九年形势急转直下，乃至神州巨变、江山易色，短短的四年时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最为万般莫测、诡谲多变的日子。对于这段日子，我们听到的多是一面之词，亦即作为战胜者一方的大陆主流历史学家的论述，却很少能够了解同样亲历了“国府垮台”的溃败者一方的真实感想和看法。前《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先生的回忆录《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所取的虽然只是个人视角，却以一位记者敏锐和细腻的文笔，再现了一个政权垮台前的种种，还原了六十多年前的新闻现场，让我们看到平时绝难看到的历史细节。
正如前《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所言：“不论中外，任何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光彩照人的新闻工作者，为苍生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龚选舞先生身逢大转折的时代，他虽然是无意间闯进新闻界，且骤然接触到政治圈，却秉持一位新闻工作者公平与正义的良知和信念，真实记录了国民政府还都、审判汉奸、制宪国民大会、国共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龚先生笔下，你能够感受到战后美国式民主思想的输入与国内民主党派的壮大，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自由氛围，也能够进而反思一个政权从“当年气焰掀天转”，到“如今逃奔亦可怜”的深刻原因。若龚先生所说的，国民政府之所以在短短的四年间便由盛转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被学潮闹垮。所谓“三垮齐至，怎么不垮。”然而，“三垮齐至”毕竟已属结果之一部，究其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丧失了人心，也同样是因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读龚先生的文字，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固然令人过目难忘，但比较而言，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珍贵细节。比较典型的当然是龚先生笔下的汉奸大审，且不说其间披露的公私请托、双管齐下的种种内幕，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而龚先生所亲眼目睹的大小群奸的百态窘状，更是让人眼界大开。诸如缪斌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终被拿来开刀祭旗，成为群奸中受死的第一人；隐居苏州的梁鸿志因宠妾回沪取宝，被人跟踪，终于被执；一度有机警狠毒之称的大特务丁默邨，实际上却是一个胆小无比的病夫……龚先生对周作人的观察与描述可谓尤其详细，他眼中的周氏“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他分析周氏的冷漠孤傲，其实并非真正的冲淡闲适，因其从小多变疏懒，便不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物，所以一旦遇到环境变迁，遭遇不佳，“孤零零、冷清清的周作人便不免动摇了”。即凭此论，龚先生虽然不是周作人的研究专家，却又远非一般周氏研究专家可以相提并论了。
另外，龚先生在回顾彼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新闻之余，还时常有意无意地荡开笔触，讲述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闲适话题。比如，他写及在夏都庐山采访国府政要，会追溯庐山史志和牯岭别墅群的形成过程，对自己登山时乘坐过的滑竿价格，也会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可知当时虽是公差，但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还是需要自掏腰包的。他写及当时记者“一出差到了外地，地方官就把我们待若上宾，消极地希望我们‘笔下超生’，积极地更盼我们‘上天多言好事’。”可知彼时新闻之受社会重视和记者无冕之王的力量。他写及公审巨奸周佛海，听审者多是“借为周某欢呼捧场之举，来表现对于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与之相关的时局变迁，从中当更不难窥见一斑。
正如前《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所言：“不论中外，任何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都会出现一批光彩照人的新闻工作者，为苍生做见证，为历史留纪录。”龚选舞先生身逢大转折的时代，他虽然是无意间闯进新闻界，且骤然接触到政治圈，却秉持一位新闻工作者公平与正义的良知和信念，真实记录了国民政府还都、审判汉奸、制宪国民大会、国共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龚先生笔下，你能够感受到战后美国式民主思想的输入与国内民主党派的壮大，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自由氛围，也能够进而反思一个政权从“当年气焰掀天转”，到“如今逃奔亦可怜”的深刻原因。若龚先生所说的，国民政府之所以在短短的四年间便由盛转衰，再由衰而被迫撤出大陆，主要是由于同时遭逢了三垮——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被学潮闹垮。所谓“三垮齐至，怎么不垮。”然而，“三垮齐至”毕竟已属结果之一部，究其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然丧失了人心，也同样是因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读龚先生的文字，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固然令人过目难忘，但比较而言，我个人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珍贵细节。比较典型的当然是龚先生笔下的汉奸大审，且不说其间披露的公私请托、双管齐下的种种内幕，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而龚先生所亲眼目睹的大小群奸的百态窘状，更是让人眼界大开。诸如缪斌因牵涉盟国的违约嫌疑，终被拿来开刀祭旗，成为群奸中受死的第一人；隐居苏州的梁鸿志因宠妾回沪取宝，被人跟踪，终于被执；一度有机警狠毒之称的大特务丁默邨，实际上却是一个胆小无比的病夫……龚先生对周作人的观察与描述可谓尤其详细，他眼中的周氏“对失足落水一事，不仅毫无悔意，对国家正当处置也多有怨怼。”他分析周氏的冷漠孤傲，其实并非真正的冲淡闲适，因其从小多变疏懒，便不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物，所以一旦遇到环境变迁，遭遇不佳，“孤零零、冷清清的周作人便不免动摇了”。即凭此论，龚先生虽然不是周作人的研究专家，却又远非一般周氏研究专家可以相提并论了。
另外，龚先生在回顾彼时引人注目的重大新闻之余，还时常有意无意地荡开笔触，讲述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闲适话题。比如，他写及在夏都庐山采访国府政要，会追溯庐山史志和牯岭别墅群的形成过程，对自己登山时乘坐过的滑竿价格，也会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可知当时虽是公差，但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还是需要自掏腰包的。他写及当时记者“一出差到了外地，地方官就把我们待若上宾，消极地希望我们‘笔下超生’，积极地更盼我们‘上天多言好事’。”可知彼时新闻之受社会重视和记者无冕之王的力量。他写及公审巨奸周佛海，听审者多是“借为周某欢呼捧场之举，来表现对于胜利还都的重庆客的极端不满”，与之相关的时局变迁，从中当更不难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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