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岁月》，徐小棣著，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27 .00元。
一个上海小女孩搬到北京来，在小学校认识了另一北京女孩，邀她到家里玩儿。两个小家伙偷偷翻出几大本相册，那些泛黄的照片，“洋式的小楼房、古色古香的家具，扶着手杖穿着长衫端坐中央的老人、画了眉毛穿着旗袍的女人……”北京女孩看得入迷，却也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相册被压在箱子底下。结果不难想象，妈妈回家了，一顿训斥，但不知大人的无名忧虑，孩子是否懂得？因为那是1963年。这个北京女孩叫徐小棣，她长大后才意识到，那时正是其荒诞版“奇境记”的起始，《颠倒岁月》记录的正是这些年的“兔子洞”经历。
《颠倒岁月》不同于季羡林、杨绛、巴金等老人的回忆文字，徐小棣并非文化名人，她是六九届初中生，插队回京后也未上大学，教育的不足是明显的。但以观察视角而言，她自孩童、少年至青年，完整地经历了那个荒诞的“奇境”，且以灵巧的笔触，勾勒出普通人在善恶与黑白颠倒的时代之所思所想，以及其独有的反省。这种真诚的个体叙述“文革”史，让我们看到过往岁月的触目惊心处。
徐小棣的叙述之最大好处，在于不文过饰非，有直面内心的勇气。还是那个上海小女孩(名叫普晶)的故事，在相册风波后，班上要排演“南京路上好八连”，普晶争到南京路上一行人的角色，她精心准备，在台上把跑龙套的阔太太一角演得活灵活现。结果，演出后遭到围攻，被骂做“妖婆”，另有少量拳头相加。“我”一面是同情，“但默默旁观那些厉害人大胆摧毁美丽与新异，又隐隐感到快意”。成年后的徐小棣追忆，幸好这次寻衅未发生在次年的“红八月”，否则暴行被公然鼓励，“那时，‘同学’的手上会不会沾染普晶的血，‘我’会不会献出相册的秘密呢？”徐小棣紧紧“揪住成长中的自己”，锋利的解剖刀指向时代的同时，也不放过在颠倒岁月中飘摇不定的自己。“自抉其心”是痛楚的，却弥足珍贵。
“逃”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本是面对危险时的直感与本能，不会招来指责。但于徐小棣，十三岁时的那次“逃”却使之负疚数十年，因为那正是妈妈大难临头的时候，1966年。“我没有想到与妈妈同甘共苦……我淌着冷汗，只想逃”，这成为她在以后的岁月中抹不去的羞耻，“良心追逐着我去补全那些残缺的故事，向我在另一个世界的妈妈忏悔”。这让我想起导演陈凯歌在自传《少年凯歌》中，追述同样的年月中自己对父亲的背叛，羞耻感刻骨铭心，忏悔延绵至已届中年的他。在其电影作品中，如《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赵氏孤儿》等，弑父、背叛、悔恨、救赎，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他忏悔情结的深化与延伸，一个人的心理创痛之巨，莫此为甚。徐小棣、陈凯歌们都是那个是非颠倒、人伦亲情扭曲时代的亲历者，他们曾经盲目信仰过某些事物，曾经无情唾弃毁坏过另一些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当狂热烟消云散，昔时的荒诞与丑陋暴露无遗，他们唯有以忏悔救赎往日的过错，虽于事未必有补，但这种心灵的诚实却是善的累积，以及好的趋向。
“奇境记”的荒诞还在于，当事人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为受害者。徐小棣看到老同学大高的一组特殊的收藏，从动乱初始的北京小学校长室拾来的纸片：“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总共五十四名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支部会议逐一仔细分析啊！”不是思想意识不健康、海外关系复杂，就是有小偷、投机倒把、侮辱女学生嫌疑等，并被认真的“支委”精心算出了百分比，载入单位档案。这显然是小型的“老大哥”，耗费大量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琢磨每一个人，将之分类，置于滴水不漏的控制中。这不仅是个案，实质上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如此的“奇境”中。
知青生活是“奇境记”的漫长延续。徐小棣回忆，在艰苦的水利会战中，有知青毅然决定手术治疗他的“慢性阑尾炎”，谁知前一日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在手术台上再也没起来，死于概率极小的麻醉意外。而她本人偶然发现服用药物异丙嗪会让自己因过敏而昏迷，因此不惜多次吃下它以获得短暂的休息，这是生活的悲哀还是荒诞？
徐小棣的荒诞版“奇境记”有着女性视角的细腻入微，亦有民间史的无拘无束，一代人的被形塑过程无保留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并非亲历者的我们或许会将之当作奇闻姑妄听之，但真正地探究其深层的意义，或许会发现那段历史并未完全变成泛黄的纸页，它恰是今日中国并不遥远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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