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念真情》 译林出版社 2012年8月版
《这些人，那些事》 译林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台湾念真情》 台湾麦田出版公司 2011年9月版
《这些人，那些事》 台湾圆神出版公司 2010年10月版
《特別的一天》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2003年11月版
《抓住一个春天》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77年1月版
《台湾念真情》一书由吴念真制作的同名电视节目的旁白结集而成，这档反映台湾平民百姓的平常日子和奋斗足迹的节目在台湾开播至今将近20年，三度重播。书籍出版后在台湾曾数次再版，其中的部分文字还收入了台湾的初中课本。今年8月，由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体版《台湾念真情》在大陆面世了。日前，晶报记者采访了携新书来粤宣传的吴念真，不但领略了这位“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的真情真性，且了解到他不凡的创作历程。
吴念真
生于1952年8月5日，台湾知名导演、作家、编剧、演员、主持人。1976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1978年开始接触剧本创作，1980年进入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担任编审，并与作家好友小野一起合作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搭错车》就是他编剧的作品，电影中那首脍炙人口的《一样的月光》歌词也出自他手。1989年，他离开“中影”成为自由编剧，之后以编剧和演员的身份与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合作多部重要作品，包括《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客途秋恨》、《海滩的一天》、《恋恋风尘》、《一一》等等。
近年来，吴念真转向广告业担任广告导演，拍摄了许多广告片，并在舞台剧方面有所发展，担任绿光剧团编剧。现任吴念真影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大象影片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并为台北艺术大学与静宜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之兼任教师。
日前，台湾知名作家、电影人、媒体人吴念真携新书《台湾念真情》来粤宣传，记者现场领略了这位“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高超的讲故事本领，他从多年前“台湾念真情”剧组内外发生的故事讲起，前一分钟，读者们还在捧腹大笑，没过一会，话题的无缝转换，让现场气氛随之沉重了起来。
吴念真曾经出演杨德昌电影《一一》里沉默内敛的NJ一角，如果你和我一样，以为这是他的本色演出，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新书发布会现场以及后来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吴念真始终贯穿对话的“哦”、“HO”、“喏”等台湾特色语气助词，配上丰富的肢体语言，加上信手拈来的自我解嘲，真的就如他自己所说，就像一场现场自编自导自演的“单口相声”。
村镇轶事折射台湾发展史
《台湾念真情》是吴念真的第一个电视节目，1996年开播之后广受台湾观众欢迎，算上重播，加起来一共播放了10年半。这个节目的主角都是台湾质朴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平常日子和奋斗足迹，伴随着各自的喜怒哀乐以及村镇的历史轶事，点点滴滴都印刻在电视画面中。
传统的面茶技艺、黥面文化，或是几乎被人遗忘的东吉屿，唱歌的恒春阿妈，呼唤记忆的米香老人……这些传统的民间记忆体现了台湾最本初的生命力所在。“其实台湾人不太了解自己，所以我想重新整理台湾人自己的记忆。比如有个地方叫‘三雕林’，其实这是以前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取的外文地名的谐音。这些被尘封的台湾村镇轶事，折射出整个台湾的发展史。”吴念真说。
“在台湾的行政区域上，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地址了——台北县瑞芳镇大山里。”吴念真在《台湾念真情》里深情回忆了这个叫“大山里”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他的故乡。1952年，吴念真生于瑞芳镇的九份，那是台湾从前的采金矿区。吴念真是家中长子，父亲是矿工，家境贫寒，自幼在矿区长大。15岁初中毕业之后，吴念真辍学到台北工作，后来当过兵，1976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进入辅仁大学夜间部会计系。吴念真说，矿区的生活是他不可磨灭的记忆，“这里比我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台北感情要深得多，就像一个老太太坐在黄昏之中，虽然老了，但是头发梳得很整齐，她会叫你过去给你讲她的一夜芳华。”在大陆去年出版的《这些人，那些事》里，吴念真记载了许多矿区的人和事，而他的其它文学作品也以描绘台湾社会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为主，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
吴念真说，见多了矿区生活的生死无常，他把死亡看得很淡。他的父亲就因严重的职业肺病，不堪折磨在医院跳楼自杀，他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多桑》讲述的就是发生在父亲身上的真实故事。“我父亲有常说：あいうえお，一夜变作bpm。”（意即日语假名变成中文拼音）。吴念真说，他父亲成长于日据时期，小时候所受的教育都是日本式的，后来国民党来了，否定了他们的教育和价值观，他们在文化上有种无处归属的漂泊感，那一代人是“历史的孤儿”。
只有回忆可以评价一生
“我自己写过很多东西，不喜欢回头看。今天看昨天写的东西会觉得丢脸。”《这些人，那些事》之后，吴念真就没再写小说了，他觉得影像对人的影响力比小说大一些。他创作了很多剧本，不过有的因为电影没有拍出来，所以那些文字在他看来“只能算半成品了，没有多大的意义。”
吴念真第一本被正式引进大陆的书作是去年出版的《这些人，那些事》，《台湾念真情》是第二本。2010年，《这些人，那些事》在台湾出版之后，便有大陆出版社向他抛来橄榄枝，吴念真却犹豫不决，“我的书是以台湾为背景的，大陆的读者会喜欢吗？”结果这本书的简体版去年一推出，便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有读者通过微博与名叫“吴念真老先生”的作者本人交流：“您这本书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叔叔”，吴念真很感动，他对记者说：“其实无论是文字、电影创作者还是戏剧创作者，能够让读者和观众重新去接触内心，这就是作品所产生的共鸣，这对于创作者而言很重要。共鸣不仅发生于读者和作者之间，也是读者和自己生命深处的对话，可以帮助读者找回一些遗忘的东西。只有依靠回忆才能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人老了只能用回忆来评价自己的一生。”
最早涉足小说创作，然后转向编剧，继而是演员、导演，最近几年还做起了舞台剧和广告，有人说他不够专心，吴念真却不以为然。“我认为人生苦短，什么事情都要试一试。不要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多么无聊。我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意外的，我写小说是自愿的，写着就有人找我写剧本。后来拍舞台剧、广告都是意外的，朋友叫我帮忙就做上了。” 吴念真说，他觉得自己就像舞台剧里的男人一样，不管岁数多大，总有一个小男孩住在内心，有着很多的好奇心。今年8月，踏入耳顺之年，吴念真也因此多了几分对于时间的感悟，他想拍拍一些人在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生活状态。“时间是很残忍的，但也会让很多的疼痛淡忘。”吴念真说，“有时候，一个人老了之后就变成自己年轻时候最讨厌的那种人，我觉得拍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访谈
吴念真：
“区分生存与生活， 才能得到乐趣”
闽南语最能表达台湾人情感
晶报：看了您的新书《台湾念真情》，书中讲述的都是台湾普通人的故事，比如面茶老人、米香老人，他们承载了许多处于遗忘边缘的台湾民间记忆。
吴念真：这本书是源于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在1993年前后，台湾有个新电视台TVBS成立，他们有一个年轻有创意的老板邱复生。这家电视台全部择用年轻人，他们有冲劲，新闻做得很“野性”，后来台湾的电视台都受了他们影响。因为我经常做聊天的访谈节目，邱复生建议我将聊天的方式放入电视。
我当时想做一个关于全台湾319个乡村来源的节目，其中很多乡村名字很有意思，比如左营、新营、将军乡等等。我想介绍这些乡村的历史和现状，包括人口平均年龄、税收什么的，通过这些可以看出这些乡村今天的困境。后来邱复生觉得这个题目太大，建议我选择更简单的主题。于是我就想拍摄台湾那些快被遗忘、或消失的行业，以及大众不常遇到的人和事。这个节目就是《台湾念真情》，播出以后，受到了很多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界。一个出版社的朋友觉得节目的旁白写得很动人，建议我出书。书出来以后卖得也非常好，其中有几篇还收录为台湾中学课文。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书是在讲述台湾的传统记忆，这也是节目的本来面貌。
晶报：您书中很多文字都是用闽南语直接入文的，这是您刻意为之的写作风格吗？
吴念真：我的写作和剧本中确实有很多闽南语，因为我熟悉的环境都是在讲闽南语，很多话用国语讲缺乏那种特别的味道，最能表达台湾人情感的还是闽南语，所以我在创作里沿用了闽南语。我的作品在剧场里都是不打字幕的，比如舞台剧《人间条件》，十年来一直坚持闽南语演出，很多观众中途听不懂便会互相问，那也是一种加强交流的方式。
晶报：阅读这本书时，我感到了很浓郁的画面感……
吴念真：因为这些文字是用来解释画面的，所以画面感会比较浓郁了。但有时候，文字叙述会和画面断开，这是因为观众看不到电视画面。这是报道式的东西的遗憾，画面有时候跳出来代替了文字描述。最近我写舞台剧《男人》，也会将身边朋友的经历加入到文字中。
晶报：您的书在大陆很受欢迎，您之前有预料到吗？您认为大陆读者和台湾读者有什么不同？
吴念真：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书会在大陆这么受欢迎，我把这也当作意外的缘分。书出版后，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大陆朋友的留言，这让我很感动。在台湾，读者不会这样表达，他们只会说看了很感动，不会打那么多的字与作者交流。
有一次我在台湾演讲时给听众们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在1990年代第一次去上海，在餐厅吃饭时听到身边有两个年轻人在聊天，其中一个说，最近看到内部参阅的一本书，写得非常好，具体如何如何，对方也很热烈地回应，两人激动地交流着。我仔细一听，原来他们聊的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嘛。和我同行的人说：“哇，吃饭聊这个好八股哦！”我说：“你别丢脸了，我在台湾从来没听过有人吃饭时聊这些。”我当时就答应那两个年轻人下次帮他们带这本书过来，他们说要四本。后来我又去上海，就带了四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给他们。那两个年轻人很感动，他们这么爱书也让我很感动。
“自己导戏负担很大”
晶报：您和很多导演合作过，您曾经说杨德昌是“人人为我”，侯孝贤是“我为人人”。您希望自己是什么类型的导演呢？
吴念真：杨德昌导演以理论为出发点，侯孝贤导演以感性为出发点，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工作态度和作品有关，侯孝贤是感性的，对待人也是一样。杨德昌是理性的，对待人就显得冷漠，不符合他所期待的，就会被刷掉。了解不同导演的风格，就可以更好相处。很多人都想跟同一个导演合作，但我认为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期待，所以跟每个导演合作，我都有不同的乐趣。一部作品要跟社会同乐，又不会被骂为低俗，真的很难。一部电影如果在大陆、台湾、欧美到处都有人看，那这个导演就是“圣人”。如果一部作品可以在大陆和台湾通行，说明导演很了解两边的世界，很清楚他们心里渴求的东西。很多导演，包括我也正在努力地做这个事情。
晶报：您既当编剧也当导演，有时也饰演一些角色，您觉得导戏、演戏和看戏，哪个更有乐趣？
吴念真：自己导戏是工作，要完成一项内容，不清楚别人的看法。当然，自己导戏的负担会很大，担心会不会亏掉，观众会不会喜欢。当我去看别人导戏，作为第三者很客观，会更有乐趣。
晶报：您也是19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能否回顾一下这场电影运动的前因后果？
吴念真：当时台湾处在很大的变动中，很多人都想做点事情，音乐有李宗盛、罗大佑，舞蹈有林怀民的云门舞集，赖声川他们开始搞舞台剧，电影人也渴望改变。台湾新电影受到香港新电影的影响，那时香港出了很多新导演，而台湾新导演却没什么机会。
我和小野（当时组成了“中影”负责选报题材的“二人小组”）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他就是台湾“中影”的老板明骥先生。我和小野建议他试试新导演，我们算了下，如果一个新导演一年拍一部，四个导演四年才四部，这个机会太小，不如四个导演一起拍一部，快速制造新导演。于是就有了后来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光阴的故事》。杨德昌他们这些人确实拍出了新的味道来，就叫做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让台湾人觉得应该给新导演机会，这些新导演的创作角度真的不一样。他们都开始拍台湾的历史和背景，那是一种创作本能，通过电影来叙述自己的生命，理清自己的生命来源，回忆自己是来自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父母。
晶报：这股新浪潮似乎昙花一现，是否会卷土重来呢？
吴念真：如果不是当时台湾电影正在往谷底走，这些年轻的导演是没有机会的。刚开始年轻人觉得有趣，于是跑去看。但后来可以取代电影的娱乐工具太多了，电脑开始兴起，MTV、录影机、cable（有线电视）也来了，大家不需要再去电影院，所以电影在台湾又衰落了。沉寂了十几年，一直到《海角七号》，台湾电影才又勉强冒出来。
年轻导演会让电影充满新鲜感，但是台湾有没有真正的新电影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台湾电影的观众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喜欢看几百集的电视剧，对影像的阅读能力没有提高。现在观众的鉴赏能力和三十年前没有区别，大学生看电影也不见得水平更高，品位和学历没有关系。《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的出现，确实代表了一些新的创作方向。但是新浪潮是否会重来，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这一时期，新导演的作品在创作厚度上还是有所欠缺。
晶报：相对于大陆，台湾电影的情感更加细腻真实，看完饶有余味。您如何评价当下的台湾电影？
吴念真：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几部台湾的电影。当我们看大陆的电影，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能就因为看了几部好的台湾电影，就认为台湾电影有多好。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烂片。同样，大陆也有一些电影精品，比如有一次我来大陆看的一部老电影《如意》，非常棒，很多观众站起来鼓掌。张艺谋的一些小品也让人感到很细腻真实。
过去的导演极为相似，他们喜欢用缓慢的节奏和长镜头，叙述的东西以及历史背景给人以沉重的感觉。目前，台湾新导演各有各的方向。当有人问九把刀接下来会拍什么电影时，他回答说三年以后再说。这个年轻的导演很诚实，他没有趁热追击去拍电影，他需要思考，需要沉淀。现在新导演各自独立，每个人都找自己喜欢的角度做，不会雷同。创作者需要自己努力，其他的，只能交给时间去证明。
晶报：您最喜欢的导演是？
吴念真：日本导演山田洋次，他是“庶民电影”之王，知道怎么跟老百姓讲故事，他拍过的地方，我都会去走走。
为底层人物说话
晶报：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新拍的电影《本命》的内容？
吴念真：我要讲的是台湾的女工。她们十三、四岁小学毕业，然后直接进工厂，所以她们整个人生经历和经济发展直接相联系。她们的工作从生产网球拍、照相机到电脑键盘，一直随着经济发展在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恋爱结婚，但她们一直在牺牲。其中有一个朋友，她说她在老了的时候，经常睡不着，夜晚醒来和年轻的自己对谈。她常常回去人生的某个点，设想如果那个时候是另一种选择，人生会不会好一点。她常常觉得，人生到最后是空的。她们是对台湾经济贡献最大的一群人，但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讲自己的人生。
晶报：从这本书《台湾念真情》中能读出您的创作常常关注底层人物。
吴念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话。而现在的知识分子，他们起码能在网络上充分地表达自己。一些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知识分子，小小的悲伤就无限放大，然后讲给所有人听。那些社会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会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的，生活本来就辛苦，笑一笑就过去了。人的苦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是有意思的。
晶报：说到知识分子，您对于当下公共知识分子常常通过微博发声的现象怎么看？
吴念真：我在微博上也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说的东西需要经过验证，有些会被时间证明。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很快会被看穿。对一些观点，民众会通过思辨选择赞成或反对。
希望两岸交流无碍
晶报：几十年来，您涉足写作、电影、剧场、电视、广告多个文化创作领域。这种多元化的个人发展带给您什么感受？在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的大环境怎么样？
吴念真：在台湾做文化产业很辛苦，只好拍广告赚钱。剧场工作也很辛苦，常常为了一个剧目工作长达半年，但待遇微薄。如果没有热情的话，剧组是无法长期面对观众的。生活是生活，生存是生存，生活要给自己一种乐趣，要从里面得到一种自我满足。现在好莱坞很多大演员收入丰厚，但也会去剧场演出，追求的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剧场的工作人员既要生存，又要从中找到生活乐趣，这是非常辛苦的。
晶报：您这两年来大陆相对较多，对于两岸在文化方面的异同，您有什么体会吗？
吴念真：现在大陆经济发展很快，而且社会是开放的，很多信息联系在一起，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以前大陆接受信息不容易，现在消息传递非常快，两地互通也非常迅速。台湾经济发展比大陆早十几年，城市更新比大陆快。但是目前，两边追求的东西略有差距。比如说，大陆主要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台湾更多追求的是环境保护、社会多元。在台湾是“官不聊生”，政府做事很难，民众常常会有意见。社会上的不公正的事件会被快速曝光，所以很多事情蛮有趣。比如说，旺旺集团在台湾买了报纸买了电台，现在很多台湾人在反旺旺集团，说这是霸权。经济发展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比如民主政治的追求，还有社会正义的伸张。经济发展之后，平民价值会凸显。
晶报：对于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您有什么期许？
吴念真：我希望两边交流无碍，台湾和大陆同根同种， 在精神上的交流能靠得更近。现在的大陆很像20年前的台湾，但各方面都在进步。台湾看似发展环境宽松，其实那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并不代表各方面都已经达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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