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生物都在竞争有限的资源。这个普遍的观念统一了经济、演化和历史的三种视角。《自然的经济史》打通了经济、生物和地理的学科限制，显示出任何过程都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人类和非人类的活动中，经济原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书认为自然演化和经济变迁是一体的。经济主导了行为和生活分配的形式。作者海尔特·J.弗尔迈伊（GeeratJ.Vermeij），是一位卓越的海洋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因此，他在本书之中，并没有提出特别的经济学的创见，但是却由自然界的例子警示了增长的极限以及代议政制的必要性。
在作者眼中，增长不仅是不能无限制地持续，而且增长还会造成许多风险与问题。对照金融海啸与欧债危机的现实，再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一个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浮现了——经济扩张的停止乃至下降对于人类与生物圈来说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要达成人类与自然的某种动态均衡，“我们需要实现两个分离的目标：（1）人口规模的稳定，这样平均来说每个人都会替换到下一代，但没有新增加一个人。（2）人均资源使用的稳定，如果第二个目标是伴随着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仍可预期。”
这个愿望的第一点让人联想起北京等大城市对于汽车与住房的限购政策，强制性剥夺买车与买房的选择权利。在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老化的威胁比起人口增长要大。而在发展中国家，贫穷家庭选择多生子女，而残酷一些地说，这些穷二代、穷三代，对于资源争夺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对于第二点，作者判断，“（一个地区）增长停止的基本问题是适应能力不断减少。”这一点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习惯了花园社区的居住，城市中产就不肯再回到筒子楼环境。自驾开车后的白领，就很难忍受公共交通的拥挤。这也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而且更关键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即使是能源、资源的使用上稍微过多，也说不上浪费。在北美地区，一些草根阶层的住宅，可能比起北京CBD的高级公寓还要高耗能。因为这些住宅习惯了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人类微妙的心理感受，也在反作用于自然。
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总是高估自己中彩票与被恐怖分子袭击的机会，而低估发生汽车意外以及购买A股产生亏损的可能。而且，就算理解了统计数字，他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能够击败几率，或者认为他们自己是特殊个案，他们身处的特殊环境并不被统计数字所完全涵盖。他们对自己以及周围的认知，会受到各种形式的表述失真，并在社会传播之中扭曲。这与羊群效应相类似。在直觉（它是过去的经验与错误信息的产物）以及通常反直觉的现实（包括了大多数事件的统计与概率）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冲突。换而言之，作者认为单个的个体是很难做出与自然发展吻合的趋势。推广开来的话，由一批少数的巨头去为这个复杂的时代作出一系列决策也是极为危险的。
作者眼中，面对复杂而脆弱的自然系统，人类所能做的，就是适应困境。而要如何实现这种适应，只有两种极端的模式可供选择。其一是集权政府。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超级机构，应该是由最优秀、最仁慈的专家与最具思想性的领袖组成。这个以直观能看到的能力为基础的体系，将统揽政治经济的最主要权力。其二则是接近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市场。来自各方的观念和技术不断被尝试与校验，经过不断试错（可能是低效率与反复的），其中最有效与最有利于最大多少人的方案能够被采纳。
当然，作者强烈地支持后者模式。因为他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生命的力量受限于资源的供给、个体所参与的较大经济体的规模，以及实体间的竞争。正是这些要素使得生命在面对从日常威胁到罕见的大灭绝灾变的各种破坏之下，还可长期地坚持与适应。对于前者的模式，他说在自然界，从来没有看见过能长期维持大一统集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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