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李鸿谷著，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29 .00元。
《失权者》，李鸿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50 .00元。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表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也就是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基本不涉及晚清历史，主要是因为陈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换句话说，就是晚清自咸丰朝开始，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事、人事变动剧烈，“人事利害回环，国论是非纷错，世态诡变至奇”，即使以当事人之“身因目睹”进行叙述，也无法做到“豁然心通意会”。所以我们今人在研究近代史时，常因为当时事件层层相因，当事人记录时相矛盾而感头绪纷繁，因史料庞杂而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如何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成为近年来研究近代史非常重要的方向，而且涌现出许多佳作，比如茅海建对戊戌变法的研究，桑兵以及一批台湾学者对晚清政局的研究、张朋园对辛亥革命以及立宪政治的研究、周策纵对五四运动的研究、邓野对国共政争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最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对近代历史及那段时期政治、社会、经济转型的认识。由于清末民初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不但学者们孜孜矻矻于其中，在学界之外，从其他角度来诠释近代历史的尝试也是不绝如缕。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这一书名其实非常拗口，所谓国家，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国家，即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国家的中国开始”即是中国如何脱离传统帝国或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自秦朝到清王朝覆灭之前，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而且是由一个家族主导的君主专制，所以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要建立现代国家，必然就要颠覆传统王朝，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当中国在清末民初，世界上民族国家蜂起、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诉求的形势下，也逐渐有建立现代国家的意识，这种意识与传统王朝遭遇时，冲突就发生了，最终结果就是发生一场革命，一场将清王朝彻底颠覆的革命——— 辛亥革命。
“一场将清王朝彻底颠覆的革命”，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这绝对是进行深度新闻报道的绝佳素材，只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100年，已经无法进行现场报道了，但是作为新闻记者的李鸿谷则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肇始的标志性事件，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理解。李鸿谷采用了新闻的方法，“新闻，更准确地说新闻事件，源自现场”，所以要把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当做新闻事件来研究，就是要回到历史现场，通过对现场的认识来理解革命如何推动现代国家的建立。李鸿谷认为，通过新闻认知世界，最重要的三要素就是：现场/冲突、人物和舞台(地理)。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发生的现场，也要从这些要素进入。李鸿谷带领我们重回辛亥革命的现场，可以发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其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其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其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这三种力量的合作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但是李鸿谷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界，拉开历史的距离，考察这三种力量所代表的三种不同方向选择的政治集团在晚清舞台上，如何应对“民族矛盾和进入现代国家”，如何破解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命题。
所以，革命何以发生？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质是晚清民初中国应该选择以什么样的路径进入现代国家。围绕这一命题演化出的就是不同政治力量、一系列人物在晚清舞台上的角力，进而产生各种矛盾、冲突。根据这种历史演进逻辑，按照新闻的方法，认知现场还需要人物，李鸿谷在这本书中选择了慈禧、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人。
慈禧，当然是晚清王朝的掌舵人，维护的是王朝制度，家族政治，但是晚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侵扰下，君主政制已经面临空前挑战，即使慈禧纵横捭阖，安排权力的继承人，设计制衡的权力结构，仍无法挽回传统王朝的衰落。此时，代表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力量开始上场了。
康有为，戊戌变法领导者，士绅集团的代表，意将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彻底改变旧有权力结构，扭转长期被动之局”，从而“求得进入现代化轨道”，其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就是君主立宪，但此政治角力，也因“后党”权力过于强大，康有为的同盟者的陆续退出而遭失败。
孙中山，革命派代表，领导了中国建立现代中国的革命路径。李鸿谷说，“将清朝导入现代国家之路线，取君主立宪制度，抑或反清革命而共和，康有为与孙中山竞争十多年”。“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所以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罢，能获得资金，才能规划自己的政治路向。最终袁世凯胜出。但袁世凯在后来的政治运作中，摆脱不了传统政治的约束，最后在恢复帝制的道路上全盘失败。
宋教仁，被李鸿谷称为“民国初年，袁世凯真正的政治对手”，因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表。宋教仁在民国初年，设计了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等现代民主政制，并“极有机会改写中国的政治传统”，但这一机会因宋教仁被刺杀而终结。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掀起“二次革命”讨袁，于是“刚刚开始实践的民主政治，迅速回到‘实力(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所以，晚清民初，三种历史动力及其政治集团，康有为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孙中山革命党以及袁世凯的军人集团，互相竞争、角逐，均力图发展自身建立现代中国的路径，但均因现实的约束，而不能按照事先设计的逻辑前进，最终在辛亥革命十年后，“展现出革命的‘民国逻辑’：军事即政治。”
李鸿谷努力带我们回到辛亥革命的现场，并不是要带我们去看不同政治力量在合力倾覆清廷之后，如何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表演。实际上是要我们透过历史，理解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瓦解之后，中国该往何处去，该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由于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选择以“革命”开始，以至于后来“‘革命’路径过于强悍，后世的路径依赖甚为明显”，以至于不同政治力量建设现代国家的努力没有被充分认识。李鸿谷的这一“史识”，是非常有价值的判断，但由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缘故，过多地陷入事件的描述。所以我们在阅读李鸿谷这本书时，就常被一些历史事件所牵绊，从而影响我们对如何将这些事件与不同政治力量选择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联系起来的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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